我是在1956年考進北京大學的，專業是哲學。當時正好是國家提出“向科學進軍”的口號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雙百”方針的時候。北大校長馬寅初先生發表了他著名的“人口論”，哲學係主任鄭昕教授在《人民日報》發表了轟動中外的《開放唯心主義》。由於國家提倡不同學派隻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都可以喤喤而鳴，古老秀麗的燕園沸騰了。北大校園的學術活動非常活躍，各係的學術報告很多，爭論也十分熱烈。如生物學方麵有米丘林學派（主張物種的變異由外界環境決定的外因論）與摩爾根學派（主張物種的遺傳與變異是由“基因”決定的內因論）之間的爭論。美學方麵有朱光潛教授的“美是主觀的”（情人眼裏出西施）主觀唯心論，蔡儀教授的“美是客觀的”（桂林山水甲天下）唯物論，李澤厚（當時還是個青年學者）先生的“美是客觀的，但美感是主觀的”辯證論之間的爭論。曆史學方麵則有主張曆史研究必須站在客觀、公正、中間的立場，從曆史事實引出結論的“以史帶論”論，與主張史學者應從需要出發，為政治服務的“以論帶史”論之間的爭論。社會學方麵則有主張中國應控製人口、實行計劃生育的“人口論”，與主張人有兩隻手，中國人口再多也沒關係的“人手論”之間的爭論等等。在哲學方麵印象最深刻的是馮定教授提出的“矛盾三方論”。他在臨湖軒對我們部分哲學係的學生說：現在都講矛盾“雙方”，你們是否可以研究研究矛盾有“三方”，如上遊、下遊，還有中遊；左派、右派，還有中間派；陽電子、陰電子，還有中子等等。總之校園內呈現出一派生機勃勃的百家爭鳴景象。雖然這段時間不長，但學術界諸多學者這種敢於開拓創新、挑戰權威、追求真理、堅持真理的光輝形象，卻在我腦子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影響著我的一生。
當年的北大哲學係，根據毛澤東主席關於“哲學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概括和總結”的教導，校方明確規定，哲學係的學生可以在校內各係任意選修或旁聽課程：研究自然辯證法的可以選聽生物、數學、物理、化學、地理等係的課；搞曆史唯物論或西方哲學史的可以選聽中文、曆史、經濟、法律、東語、西語等係的課。要選聽什麼，隻要向係辦公室報個名就行。由於我的研究方向是曆史唯物論，所以選了中國通史、中國文學史、西歐文學史、文藝學引論、國家法曆史、國家法理論、資本論等課程。這些知識在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無用，但對科研來說卻是不可或缺的基礎知識。
我於1961年畢業，長期從事哲學教學和中國古代兵家韜略的研究。1993年以後才開始研究曆史，研究的重點是南宋史家三相——史浩、史彌遠、史嵩之。
開始，我接受的是教科書和課堂上老師的觀點，即《宋史》的觀點，認為史家三相都是錯誤的主和派。後來發現最早提出為嶽飛平反的人竟是史浩，這引起了我的警覺。後來進一步發現《宋史》的《張浚傳》多處失實，尤其是掩蓋了他符離大潰、急於求和的真相。張浚並不像教科書講的那樣偉大。因此我寫了《為嶽飛平反的宰相——史浩》一文（2000年發表於《浙江師範大學學報》）。文中提出南宋朝裏並不是簡單地二分為主戰和主和兩派，而是三分為以張浚為代表的冒險主義、湯思退為代表的投降主義、史浩為代表的現實主義三派，並提出“《宋史·張浚傳》嚴重失實”的問題。後來，我陸續發現《宋史》中許多於理不通的論述，如說史嵩之是個主和派，甚至說他是個投降派。我就感到奇怪，史嵩之在進京當宰相之前，一直領兵在京湖前線打仗，先是同金國打，以後又同蒙古打。一個年年在前線領兵打仗的人怎能說是“主和派”呢？更使我感到奇怪的是，作為一部正史，居然把謠言作為真理傳播。如“三學”上書，說史嵩之知道父親已死的消息仍留戀相位不立即回家，因此大舉聲討。再如，嘉定二年臨安學潮，把學生鼓動起來反對趙師睪的也夾雜著謠言，說趙人格卑劣，為博韓侂胄的歡喜而學“犬吠村莊”。又如，寶慶元年鄧若水上封事中講的史彌遠“弑皇子”“殺皇孫”。而這些謠言都被《宋史》作為確有其事的信史寫入傳記。還有些人和事，《宋史》的編者作了任意的歪曲與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