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西方中心論的曆史觀，在最近一二十年中已受到越來越大的挑戰；破除西方中心論、從中國實際出發來研究中國曆史，正在成為新一代曆史學者的共識。然而，西方中心主義之所以應當破除，不僅是因為實證研究證明了西方的經濟成長模式難以適用於1850年以來中國經濟變化的實際，而且也由於這種模式本身存在嚴重問題。
首先，近年來關於西方經濟史的研究已經表明：過去公認的“近代西方發展道路”並沒有普遍性，因為工業革命和近代資本主義並非到處可以出現。不僅如此，工業革命和西歐發展道路也不一定必然聯係在一起，因為即使在西歐，近代早期的經濟發展也不一定會在每個地方都引起工業革命。事實上，就是在英國，工業革命為什麼會出現和如何出現，至今仍然還不清楚。關於工業革命的較近研究指出：在西歐，工業革命並非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在西歐情況尚且如此，那麼中國在1840年以前商業資本主義的發展怎麼可能必然最終導致工業資本主義的出現呢？
其次，近年來關於東亞經濟近代化的研究也表明：一種傳統經濟與其近代化發展之間的關係是非常複雜的，而且這種關係也因時因地而異。東亞經濟中的許多傳統因素，按照西歐的標準來看是消極的，但卻在促進經濟發展方麵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積極作用。正如托馬斯·史密斯（Thomas Smith）所言，很難說德川時代的日本和近代歐洲之間的差異，與某種程度的落後相關；日本的某些傳統因素，已經證明是一種促進近代發展的力量。同樣，中國傳統經濟的一些基本內容，也絕非近代化的障礙，而是近代化的積極因素。一旦真正的障礙被排除，這些因素就會有力地促進近代經濟的發展。因此，明清中國經濟與近代早期西歐經濟之間有共同之處，並不能表明中國會走上西歐的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二者之間有差異，也並不能說明中國不能沿著自己的道路出現經濟近代化。
最後，現有的共識也存在方法論方麵的問題。人類社會的曆史變遷的性質極其複雜，但這種共識的許多結論卻建立在一些非常成問題的假設的基礎之上，因此它提供給我們的隻是一種過於簡單化的解釋。其真正關心的，並不是研究“中國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而是研究“中國應當發生什麼變化”和“中國為什麼沒有發生它應當發生的變化”。換言之，它最感興趣的是如何用近代西方的標準去評判中國的過去和預測中國的未來，而非解釋中國過去的實際。但是，正如希克斯所警告的那樣，對於過去發揮想象力是危險的——甚至在為了“理論的目的”而這樣做時也如此。要真正了解過去的情況，決不能運用想象；相反，我們必須設身處地地站在古人的立場上，假設“如果我就是那樣一種人”，問一問“如果我處於那樣一種地位上，我將會怎麼做”。隻有這樣，我們才能開始猜測過去的情況究竟如何。因此，這種歐洲中心主義的研究阻礙了我們對明清中國經濟的真實情況的準確了解。
三、經濟發展的方式不止一種
按照西方中心論，近代經濟發展隻有一條道路，即歐洲的道路。既然江南經濟走的不是這一條道路，因此它必定不能發展。我們必須思考以下的問題：近代經濟成長是否隻有一種模式？如果近代經濟發展的道路不隻有一種，那麼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沒有出現這種形式的發展，並不意味著不會出現其他形式的發展。隻有弄清了這個問題，我們才能擺脫歐洲中心主義，把對中國經濟史的研究置於中國實際的基礎之上。
從理論上來說，經濟發展的道路並不止一條。費維愷（Albert Feuerwerker）指出：即使就近代經濟成長（即所謂“發展”，development）而言，也有兩種形式，即斯密型成長（the Smithian growth）和庫茲涅茨型成長（the Kuznetzian growth）。導致這兩種成長的動力和條件大不相同，所引起的後果也不一樣，而且這兩種成長之間也不一定有必然聯係。但是它們都屬於近代經濟成長。換言之，它們都以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為主要特征。
姑且不談這種“純”理論上的可能性，我們從實證研究中也可以看到確實存在不同的近代經濟成長道路。例如依照史密斯的研究，在德川時代的後半期，日本出現了與工業革命前夕英國和法國所出現的近代經濟成長相似的真正的近代經濟成長。但他也指出：日本的發展與西歐的發展非常不同。此時期內日本農業經濟中的重大進步，標誌是畝產量提高、農民副業工作增加、許多小的技術改進、農村製造業（特別是紡織業）的迅速發展，等等。他總結說：此時期日本的發展，是一種“以農村為中心的發展”，大不同於西歐“以城市為中心的發展”。因此近代經濟發展有不止一種道路，這不僅是理論上的可能性，而且也是存在於某些地方的客觀現實。
以上情況也完全適合於近代以前的江南。在費維愷所指出的兩種發展道路中，盡管清代江南確實沒有出現庫茲涅茨型的近代經濟成長，但是它卻完全有可能出現斯密型的近代經濟成長，因為後一種近代經濟成長並不是以近代技術為基礎，而且與近代工業沒有什麼關係。斯密型的近代經濟成長所依靠的，主要是分工和比較優勢。而分工和比較優勢在清代江南都是明顯存在的。
事實上，在清代江南農業經濟中，除了斯密所強調的分工和比較優勢之外，還有其他一些因素有助於斯密型的近代經濟成長的出現。例如拙著《江南農業的發展，1620—1850》中譯本第一、二編中所指出的那些進步，都能夠明顯地增加產量。由於這些進步普及到江南各地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所以從整個江南地區來說，它們所能產生的經濟增長也是長期的。然而，由於清代前中期江南有效的人口控製機製和城市化的發展，使得農村勞動人口增長頗為緩慢。因此在這個時期中經濟成長超過人口增長是可能的。換言之，盡管土地沒有增加、技術沒有重大突破，農業中的勞動生產率仍然可能保持一種長期的和緩慢的持續成長。因此，僅僅因為江南沒有出現庫茲涅茨型的近代經濟成長就斷言江南農業中的勞動生產率必然下降，是不符曆史真實的。
四、不同種類的農業經濟
不同地方的農業經濟之間往往具有很大的差別。在長期的變化中，各地農業經濟根據自身的條件形成了各自特有的技術體係和經營方式，或者說不同的傳統。因此，對一個地方農業經濟變化進行研究，首先必須弄清其特點，承認傳統中所包含的合理性，而不能以另外一個地方農業經濟變化的特點為研究的出發點，一概否定傳統的價值。
江南和西方的農業經濟之間具有巨大的差別。這種差別之大，甚至使得人們在農村—城市、農民—工人這樣一些最基本的概念上，都很難獲得共識。今天，當你走在無錫縣東升村的主要街道上時，你可能不會相信這是農村，因為你所看到的完全是一派美國西部新興工業園區的景觀；你當然也不會相信這裏工廠裏的工人是農民，因為他們一年中在工廠裏實際勞動的時間，比大多數城市國有工廠工人勞動的時間還多。然而這些村子的確是農村，因為農業仍然是村裏的重要產業；這些村民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的確還是農民，因為他們中的許多人每年仍然拿出一部分工作日從事田間勞動，盡管這部分工作日的數量遠遠少於他們從事工業勞動的工作日的數量，而且他們的主要收入也來自工業。
上述情況並不是今天才出現的。在明代後期以來的江南，除了那些作為地方行政中心的城市（即省城、府城和縣城）之外，在農村和城鎮之間、農民和工人之間，並沒有明顯的界線。較大的村子往往就是較小的城鎮，而較大的城鎮也往往由一兩個村子發展而來並且繼續保留著相當明顯的農村特點；農村中有相當的人口主要並不依靠農業生活，而許多城鎮居民（特別是地主）的主要生活來源卻來自農業；相當多的城鎮居民主要是在農村經營業務（例如商人、高利貸者），而城鎮手工作坊中的工人則有很大一部分生活在附近的農村；農村居民大多“亦農亦工”，除了農業之外也從事農村工業（特別是紡織業），而許多城鎮居民也“亦工亦農”，除了從事紡織或其他手工業外，也種桑養蠶，或者耕種一小塊土地，為自己家庭生產食物；等等。此外，在最主要的工業生產（即紡織業）中，城鎮工業往往隻是農村工業的延續，而最重要的城鎮商業（糧食、紡織品和肥料的貿易）也以農業作為基礎。因此，確實很難在農村與城鎮、農民與工人之間劃出一條明確的界線。隻是到了20世紀，由於江南農村經濟的衰落和上海等近代城市的興起，這條界線才開始變得分明起來。而在1949—1979年間，由於國家實行嚴格的城鄉區隔政策，這條界線才成為真正的界線。然而到了1979年以後，這條界線又開始模糊，以至今天我們無法再按照西方的標準，給江南的農村和農民下一個準確的定義。
江南城鄉的以上特征，也為牟複禮（Frederick W。Mote）關於明清蘇州城市史的研究所證實。他指出：和工業化以前的歐洲相比，中國的城市是相互開放的，彼此之間沒有明顯的空間利用方式相互隔絕開來。中國人的生活，在心理、社會和物質方麵都有一種城鄉延續性。中國的城市明顯地把鄉間生活和農業活動包含於其中，而很大一部分城市經濟活動（例如商業、金融業和製造業），有很大一部分分布於城郊。城市的特色延伸並且影響到了城外，而農村的特色在城裏也受到歡迎。因此中國的社會是一個開放的社會。在這樣一個開放的社會中的中國城鄉、工農關係，當然很不同於處於相互封閉狀態中的歐洲城鄉、工農關係。如果以歐洲的標準來研究中國，必然會在確定“誰是農民”和“誰是工人”以及“誰是城市居民”和“誰是農村居民”的問題上遇到很大困難。白馥蘭（Francesca Bray）指出西方的曆史學家在研究亞洲曆史時，往往對諸如“農民”這類概念感到棘手，正是因為西方的有關概念很難準確地符合這裏的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