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是一個學科的根本特征。在史學中,研究必須以曆史資料為基礎,同時又要使用正確的研究方法,因此“方法論應當占有與曆史資料同等重要的地位”。
傳統史學方法有其先天不足。巴勒克拉夫總結20世紀上半葉國際史學的發展時,把當時占主導地位的曆史主義學派的不足作了歸納。吳承明對此作了進一步討論,總結為以下五個方麵:(1)史學是敘述式的,缺乏分析;又常是事件和史例的羅列,或用單線因果關係將它們聯係起來,而缺乏整體性、結構性的研究;(2)強調曆史事件、人物和國家的特殊性和個性,而不去研究一般模式和存在於過去的普遍規律;(3)在考察史料時采用歸納法和實證論,這種經驗主義的方法不能在邏輯上肯定認識的真實性;在解釋史料和做判斷時,由於缺乏公理原則和強調個性,就主要憑史學家的主觀推理和直覺;(4)或是根據倫理、道德取向來評議是非、臧否人物,或是認為一切是受時間、地點和曆史環境決定,無絕對的善惡;(5)脫離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來研究曆史,認為曆史學的唯一目的是真實地再現和理解過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尤其是1955年以後),由於突破了曆史主義的束縛,應用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史學才從藝術轉變為科學。
由於傳統史學方法存在上述問題,隻依靠它們是難以深入研究範圍擴大後的曆史的。因此隻有求助於其他學科的方法,才能勝任新史學提出的要求。對於這一點,魯濱孫和清華諸史家都非常明確地表述了同樣的看法。
魯氏說:“‘新史學’這樣東西,總可以應付我們日常的需要。他一定能夠利用人類學家、經濟學家、心理學家、社會學家關於人類的種種發明……這部書所以叫做《新史學》的緣故,就是特別要使大家知道……曆史的觀念同目的,應當跟著社會同社會科學同時變更的”,“研究曆史的人,應該急起直追,去利用新科學裏麵的新學說才對。所謂新科學,就是人類學、古物學、社會同動物心理學、同比較宗教的研究”。“這本書所以定名為《新史學》的緣故,就是要打破俗套,去利用各種新科學上的新學說,而且要使曆史同入各種學問革命的潮流裏去”。
梁啟超批評中國傳統史學說:“徒知有史學,而不知史學與其他學之關係”。他在《新史學》中明確指出史學必須求助於其他學科,獲得諸學之公理、公例。具體而言,“地理學也,地質學也,人種學也,言語學也,群學也,政治學也,宗教學也,法律學也,平準學也(即日本所謂經濟學),皆與史學有直接之關係。其他如哲學範圍所屬之倫理學、心理學、論理學、文章學及天然科學範圍所屬之天文學、物質學、化學、生理學,其理論亦常與史學有間接之關係,何一而非主觀所當憑藉者!取諸學之公理公例,而參伍鉤距之,雖未盡適用,而所得又必多矣”。換言之,與史學有“直接關係”的學科相當於今日的社會科學,而有“間接關係”的學科則為哲學與自然科學。王國維針對當時“士夫談論,動詆異端”(排斥外國學術)的現象指出:“在學術上隻有是非真偽之別,中國學術界欲改變停滯不前狀態,當破除中外之見”,並說:“異日發明光大我國之學術者,必在兼通世界學術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發明光大之道,莫若兼究外國之學說”。王國維和陳寅恪雖然沒有集中地談在史學研究中引入其他學科的方法的問題,但是他們之所為,也出色地顯示了這一點。陳寅恪在總結王國維治學方法時,除了對王氏的“二重證據法”作了很好的說明外,也指出王氏治學的第三個特點,即“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王氏很早就向中國學界介紹了康德、叔本華、西季維克等的學說,他也是用西方哲學、美學思想詮釋中國古典的先驅者。陳氏早在留學歐洲時就已指出,“如以西洋語言科學之法,為中藏文比較之學,則成效當較乾嘉諸老,更上一層”。他在後來的研究中,即將此付諸實踐。而借助曆史比較語言學的方法來研究東方曆史語言,正是外國學者借助著“近代學問最光榮的成就之一”,尤其是他們的研究範圍比較寬廣,例如對中國曆史上的邊疆各族就格外注意研究,恰好能解決中國學者忽略的或解決不了的問題。此外尚有一點值得注意,雖然陳氏自己很少談西方社會科學理論,但是他對西方社會科學中的重要理論著作並不忽視。例如他雖然不信仰馬克思主義,但卻是最早讀過《資本論》的中國人之一。由此可見,陳氏的學術視野是十分廣闊的。
由上可見,20世紀初期清華學派的代表人物,在“研究什麼”和“怎樣研究”這兩個史學的根本問題上,確實是站在當時的“國際前沿”的。
三、“國際前沿”與“中國特色”
傳統史學雖然有種種缺失,但是也具有合理的成分。如何對待傳統史學中的合理成分,也是20世紀初期國際史學所麵臨的一個重要問題。
傳統史學的合理成分表現在以下方麵:
首先,傳統的史學長於現象描述,因此也被視為“藝術”而非“科學”。而將過去所發生的事情清楚地描繪出來並展示給世人,乃是史學研究的主要目標之一。在此方麵,沒有其他方法可取代傳統的史學方法。曆史上的各種製度也是史學研究的重要內容。而製度史研究,主要使用的方法仍然是傳統史學的方法。因此離開了傳統史學的方法就談不上史學研究。
其次,在西方,在19世紀中葉以前,以蘭克學派為代表的客觀主義史學已在西方史壇上取得重要地位。該學派強調史料、注重考證,被認為是“科學的史學”之圭臬。通過幾代學者的不懈努力,到了19世紀末,以伯倫漢(E。Bernheim,又譯伯因海姆)1889年撰寫的《史學方法論》為標誌,考證學已成為現代西方史學的根基。在中國,到了18世紀,傳統史學在精密審定史料方麵已有長足進步,特別是乾嘉學派更將此項工作發展到了很高的水平。乾嘉學派高度重視原始文獻,對文獻文本使用內證、外證的訓詁考據方法進行充分考證,以求得真實。乾嘉學派與蘭克學派的一個共同特點,是力圖通過考證分析,弄清曆史記載的真偽和可靠程度。史料是史學的根本,絕對尊重史料,言必有證。治史者必須從治史料開始,不治史料而徑談曆史者,非史學家。由於史料並非史實,必須經過考據、整理,庶幾接近史實,方能使用,因此史料學和考據學的方法可以說是曆史學的基本方法。
運用以上方法進行研究,並不涉及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理論。因此這種不重理論的做法,可以說是傳統史學方法的基本特征之一。這種不重理論的做法,也具有其特殊的價值,因為是否需要理論,乃是由研究的對象與目的所決定的。希克斯(John Hicks)指出,“在史學研究中,是否使用理論,在於我們到底是對一般現象還是對具體經過感興趣”;“如果我們感興趣的是一般現象,那麼就與理論(經濟學理論或其他社會理論)有關。否則,通常就與理論無關”;而“曆史學家的本行,不是以理論術語來進行思考,或者至多承認他可以利用某些不連貫的理論作為前提來解釋某些特定的曆史過程”。餘英時則說:“史學論著必須論證(argument)和證據(evidence)兼而有之,此古今中外之所同。不過二者相較,證據顯然占有更基本的地位。證據充分而論證不足,其結果可能是比較粗糙的史學;論證滿紙而證據薄弱則並不能成其為史學。韋伯的曆史社會學之所以有經久的影響,其原因之一是它十分尊重經驗性的證據。甚至馬克思本人也仍然力求將他的大理論建築在曆史的資料之上。韋、馬兩家終能進入西方史學的主流,決不是偶然的”。因此對於史學家來說,傳統的史學方法是必須掌握的基本方法。
在對傳統史學的價值的認識方麵,清華學派的代表人物顯然比魯濱孫深刻得多。魯氏在其《新史學》一書中,基本上沒有談到蘭克學派及其重要遺產,因此朱希祖在為該書中譯本所作的序中說:“我看Robinson這部書,都是消極的話——都是破壞舊史學思想的說話。他積極的話——建設新史學的說法——就是第三篇全篇和我上麵所舉的那幾句話”。與此相對照的是,清華學派的代表人物對待傳統史學中的精華的態度顯然要更為全麵和公允。
梁啟超早期對“舊史”的批判,在一些方麵頗有過火之處。特別是他認為在“新史學”和“舊史學”之間絕然存在著一道鴻溝,既無任何聯係,卻有對立之勢,故以徹底否定“中國之舊史”為目的。其《新史學》在倡言史學之“新”的方麵,有首開風氣的曆史作用;而在批判史學之“舊”的方麵,雖也提出一些有價值的問題,但尚不能作為一種理性的批判來看待。到了1920年代,梁氏對傳統學術的看法有了明顯的改變,先後寫出了《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等重要著作,對以清代乾嘉學派為中心的清代史學作了充分的肯定和係統的總結。王國維和陳寅恪對傳統史學的態度比梁啟超更加積極。王國維的名言“吾儕當以事實決事實,而不當以後世之理論決事實,此又今日為學者之所當然也”,許冠三認為“大旨有類後來胡適的‘拿證據來!’”陳寅恪曾針對1930年代一些學者“食洋不化”之風說:“竊疑中國自今日以後,即使能忠實輸入北美或東歐之思想”,而“不改本來麵目者,若玄奘唯識之學,雖震動一時之人心,而卒歸於消沉歇絕”。他並且指出:“真能於思想上自成係統,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麵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麵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雖然梁、王、陳都受過“西學”和“新學”的熏陶,並帶頭大力引進“西學”和“新學”,但是他們對傳統學術的精華也持積極的態度。也正因為如此,所以清華國學院也培養出了像趙萬裏、徐中舒、薑亮夫、劉盼遂等以“國學”見長的著名史家。
這種既積極吸收西方新的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又努力繼承中國傳統史學的精華的態度,最集中地表現在王國維的“三無”之說裏,即學問“無新舊”、“無中西”和“無有用無用”之義。對中西學術的關係,王氏和陳寅恪都作了深刻的總結。王氏說:“居今日之世,講今日之學,未有西學不興而中學能興者,亦未有中學不興而西學能興者”。陳氏則說凡“真能於思想上自成係統,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麵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麵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總而言之,凡是有價值的,無論古今中外,都取為我用。這就是吳承明說的“史無定法”:“就方法論而言,有新、老學派之分,但很難說有高下、優劣之別”,“新方法有新的功能,以至開辟新的研究領域;但就曆史研究來說,我不認為有什麼方法是太老了,必須放棄”,“我以為,在方法論上不應抱有傾向性,而是根據所論問題的需要和資料等條件的可能,作出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