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權所有侵權必究印裝差錯負責調換史潮與學風前言前言學者治學離不開所處的環境。這種環境有大小之分，其小者即個人的工作條件，而其大者則為其所置身其中的時代。學者治學不能脫離時代，正如胎兒不能離開母腹一樣。《紅樓夢》中的妙玉，自稱“檻外人”，似乎可以不食人間煙火，但是，“欲潔何曾潔，雲空未必空”，正如魯迅先生在《論“第三種人”》一文中說到一些生活在虛幻之中的人時所說的那樣，要做這樣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著頭發，要離開地球一樣，他離不開，焦躁著，然而並非因為有人搖了搖頭，使他不敢拔了的緣故。
時代對學者的影響，我以為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一是學術潮流，一是學術風氣。所謂學術潮流，是學者生活的那個時代帶有普遍性的治學傾向，這通常是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同時也受到傳統和外來因素的影響，從而形成一定的時代特征，並對生活於該時代的學人的學術活動具有巨大的影響。又，學術群體進行學術活動，通常有一套基本的遊戲規則。這些規則得到學術群體的認同，並在學術活動中予以遵循。這些規則以及學術群體對這些規則的實際執行情況，就構成了該時代的學術風氣。這些規則因時因地而異，執行情況更是千差萬別，因此各時代的學術風氣也各有特點。本書之所以以“史潮（史學潮流）與學風（學術風氣）”為題，不僅是因為它們是治學大環境的主要要素，而且更因為它們在當今的中國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在中國學術史上，改革開放以來的30餘年是一個罕有其匹的時期。在這個時期，我國學者見證了“世界曆史上最偉大的經濟奇跡”。詳見本書所收《論學術與學術標準》。這個經濟奇跡的一個重要方麵是我國經濟迅速地進入全球化的洪流，並且在其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作為改革開放的一個重要成果，在我國經濟日益全球化的同時，我國的史學也擺脫了原先的自我封閉的狀況，開始融入國際學術主流。在這30餘年中，中國史壇上的學術思潮異常豐富，“新”與“舊”、“土”與“洋”、“傳統”與“現代”、“本土”與“外洋”，各種學術潮流薈萃，相互撞擊，相互激蕩，此起彼伏，此消彼長，呈現出了百花齊放的局麵。這種局麵給當代中國史學家以前所未有的機遇，激發他們去改進和發展中國史學。然而，在漫長的年月中，我國史壇卻未能建立起優良學術所必需的學術風氣。早在20世紀之初，康有為就痛心疾首地指出：“中國學風之壞，至本朝而極，而距今十年前，又末流也。學者一無所誌，一無所知，惟利祿之是慕，惟帖括之是學。”梁啟超：《南海康先生傳》，見《飲冰室文集》，第3集，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1.爾後，雖然也曾有一些較好的時期，但是為時不長。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學風更是每況愈下。因此，今日治學的大環境，既有令人鼓舞的一麵，也有令人沮喪的一麵。在這樣一種複雜的環境中，學人應何以自處，也頗因人而異。
我自幼胸無大誌，即使是在那個青年人真的相信了“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幹誰幹？！”的1966年狂飆中，我也未有過“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誌”的雄心與豪情。我隻想靜靜地讀點書，做一個潛心治學的學者，盡己之力為學術事業做出一份貢獻，即如司馬光所言“顧以駑蹇，無施而可，是以專事鉛槧……庶竭涓塵，少裨海嶽”司馬光：《進資治通鑒表》，見《資治通鑒》，9608頁，北京，中華書局，1976.不過我此所說的“少裨海嶽”，意思與司馬光原意不同，是為學術事業做出自己一份微薄的貢獻的意思。從那個時代的社會普遍價值觀來看，這顯然是不合時宜的。但是，我既然心甘情願地做了這樣的選擇，那麼即使人不堪其憂，自己也將不改其樂。所以我以鄭板橋的詩“咬定青山不放鬆，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自勉，拒絕誘惑，潛心治學，“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予之明所能逆睹也”。因此，在上述複雜多變的學術大環境中，我力圖努力學習新知識，充分利用改革開放為我們提供的學術資源，而對於每況愈下的學風，但求“獨善其身”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