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日，福州日本僑民惡棍，因福州學生提倡國貨，查禁日貨，集眾數十人，持械尋釁，於本日午後6時，擊傷學生七人，中國警察前往彈壓，又擊斃警察一人，傷市民數人，中國警察當場拘捕凶手福田原藏、興津良郎、山本小四郎等三人，此三人，又經交涉署轉送日本領事署，北京政府對此案提出嚴重交涉。駐閩日本領事，複電請本國政府派艦來閩，“保護”日僑，北京政府向日本駐華公使交涉阻止無效。
17日，外蒙官府、王公、喇嘛聯名向北京政府請願取消自治，將呈文正副本遞交北京駐庫倫大員陳毅及西北籌邊使徐樹錚，請轉北京政府，陳即電達北京。呈文謂數年自治無效、而俄兵又侵擾邊疆，殆無寧日，乃複請取消自治，以複前清舊製。
18日，廣州國會召開憲法會議。廣州政府組織建設會議，通電各省選派代表參加。
孫中山又在有關批示中指出應首先撲滅桂係軍閥，此乃當今之急務。
20日，“新潮社”擴充為學會，其性質為讀書會，繼續出版雜誌，以宣傳文藝思想與人道主義為宗旨。
同日，萬國保工會議議決中國勞動時間製：每日十小時，每周六十小時。未滿十五歲之勞動時間，每日八小時，每周四十八小時，每周日休息一日。凡工場之工人在百人以上者，適用工場法。外國租界之工場，亦適用此法和同樣勞動時間。中國委員會對上述之決議雖曾以中國自行決議為理由，提出抗議，但大多數會員國同意此決議，萬國保工會遂成立此決議。
21日，蔣介石自日本歸國後，本日謁見孫中山，對前途持樂觀態度。北京政府向北京外國銀行團商借墊款，先付墊款五百萬鎊，英、美、法三國同意此要求，並電告日本。
22日，北京政府同意外蒙取消自治，並加封博克多哲布尊丹巴為翊善輔化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汗，表示嘉慰。北京政府派員參加萬國棉業協會。
24日，北京政府照會駐北京俄使，因外蒙已取消自治，聲明取消中俄蒙約。湖南紳民請求北京政府撤懲督軍張敬堯。
25日，北京政府通電查禁“狼頭會”。
26日，孫中山電複徐樹錚，嘉其在外蒙撤消自治事中之政績，並規勸其協助恢複國會。日本以保僑為名，派軍艦二艘駛抵福州示威。
27日，北京政府外交部向駐京日本公使提出對福建交涉要求條件：（一）撤退福州領事。（二）充分賠償福州事件中華人生命財產損失。（三）按法嚴辦肇事之日本人。（四）駐福州日本領事向福州中國地方當局道歉。
28日，中日雙方派員調查福州事件。
29日，北京中等學校以上各校學生全體告假遊行講演，決定支持北京政府以上對日交涉案。天津與各省學生，亦先後遊行、開會講演，支持對日交涉，形成全中國對日譴責與抗議之大潮。
30日，北京政府與太平洋拓殖公司訂立煙酒借款協定，總借額為三千萬美元，利息六厘。
12月：
1日，閩省學生因發行學術周刊，提倡愛國，被中國當地官廳，指為越出範圍，勒令停刊，各校學生於本日一致罷課。
《新青年》發表宣言，強調創造新觀念，樹立新時代精神，適應新社會環境。陳獨秀於該期（本日刊印出版）發表《實行民治的基礎》，主張實行民治主義；胡適發表《新思潮的意義》，提倡研究與批判，反對盲從。
3日，北京政府進行內閣局部改組，特任陸征祥為外交總長；田文烈、李思浩、靳雲鵬（兼）、薩鎮冰、朱深、曾毓雋為內務、財政、（陸軍）、海軍、司法、交通、農商（田兼任之）總長。
同日，駐北京英國公使朱爾典對西藏問題發表聲明：（一）無侵藏之野心。（二）英國絕無供給西藏軍火之事。（三）尊重中國為五族共建之國家。（四）藏邊問題以維護印度之安全為目的。（五）將來雙方商議時，英政府必酌量讓步。
4日，北京政府令將柯劭忞所著新元史列入正史。北京政府以外交次長陳篆代理部務。
7日，北京政府特任財政總長李思浩兼鹽務署督辦。北京商、學界舉行國民大會，一致議決，向日本政府提出八項要求：（一）更換駐福州日本領事。（二）日本政府出麵謝罪。（三）慰恤死傷同胞。（四）懲辦行凶日本人。（五）日本政府保證此後在華日僑不得攜帶武器。（六）懲辦駐閩日領署警長。（七）撤退日艦。（八）中國收回在華領事裁判權。以上如不照允，與日本斷絕經濟關係。當場由總商會長簽字，保證在京各商店，一律不賣日貨，並將會議情形，呈報北京政府，請求順從民意，對日本政府進行嚴重交涉。
8日，孫中山表示對徐樹錚可以聯合包容之。湘省各學校因福州事件，曾於本月1日遊行，並擬將日貨焚燒，但被督軍派兵阻止，並捕去學生數人，各校學生憤極，乃於本日全體散學。
10日，江西學生因贛督封閉贛省學生聯合會，各校學生於本日發動全體罷課。
11日，廣州當局設立八省鐵道事務統一機關，以岑春煊為督辦。
13日，北京政府派黃讚熙兼任漢粵川鐵路督辦。
15日，北京各校教職員為紙幣價格日低，生活困難，要求發給現金，迄無滿意答複，於本月14日，發布停止職務宣言，本日，全體罷職。日本人在吉林設立兵工廠，北京政府向日本領事館嚴重交涉。
17日，北京政府致電廣州政府敦促重開議和談判。駐北京日本公使對商民抵製日貨提出抗議。
20日，北京政府與南美玻利維亞訂立通商條約，約內刪除領事裁判權之附件。
23日，廣東發生女子要求參政運動。山東濟南學生因開會被阻舉行罷課。俄軍進駐中東路，中國外交部（北京），對俄提出交涉。
28日，前“代總統”馮國璋病逝。
30日，日本政府聲明撤退侵擾中國福建之兵艦。
31日，北京政府派曾宗鑒為全國經界局總辦。
本年：孫中山係統講述三民主義，其中曾謂：“民生主義者，即社會主義也”。又謂：“歐美資本發達後，其為患於社會如此其大大者，以歐美土地問題未能於資本發達之前而先為之解決。故地主與資本家合而為一，如虎加翼，其橫暴遂不可製矣。”關於發展中國實業，他認為：“夫資本者，乃助人力以生產之機器也。今日所謂實業者，實機器畢生之事業而已。是故資本即機器，機器即資本，名異而實同也。解決資本之辦法，為歡迎外資而已，亦即歡迎機器而已。而最要防備者，為資人（資本家）資本之壟斷與資本之專製和貧富不均。”
孫中山為建築黃花岡七十二烈士紀功坊募捐，致各埠同誌書，勸捐助款項，共紀先烈偉跡，使永垂千古。
圍繞《新青年》雜誌等先進刊物，新舊思潮之爭熱烈展開，人們多對新和舊展開討論並形成棄舊圖新，反對專製政治，傾向民主與科學的思想新潮流。蔡元培、陳獨秀等發起成立“工讀互助團”，幫助工讀青年。
本年：發生五四新文化運動。
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後，中國社會上發生了東西文化的論戰。先進人物以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等為代表，對中國舊文化進行不同程度之批判。
陳獨秀首先以民主與科學為新文化之方向，批判中國舊文化與舊政治，繼之則轉向馬克思主義，再對西方資本主義進行批判，民主與科學之旗幟換成馬克思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之旗幟。李大釗與陳獨秀同時轉變。胡適則從對舊文化的一定程度批判中，轉向學習西方歐美文明，日益崇尚西方民主政治與科學精神。蔡元培則主張東西方文明兼容並包，主張思想自由，仍以西方民主政治與教育為根基。以胡適、蔡元培為代表之思想家反對馬克思主義，反對學習蘇俄革命，信奉三民主義與西方民主政治。於是在新文化運動營壘中，發生了分裂：馬克思主義派與民主主義派分道揚鑣。舊文化派則對以上二派均持反對態度。以林紓（琴南）、辜鴻銘等為代表；他們與民主主義派又均將馬克思主義派視之為過激主義。因此之故，對中國封建專製政治與根深蒂固的封建禮教之批判，民主主義派便予以忽略，而將文化鬥爭重點轉向對“過激主義”之批判；而守舊派則既批判西方資本主義與西方民主文化，又批判“過激主義”或馬克思主義。其結果是：馬克思主義和民主主義之論戰成為中國之主要社會思想或文化戰爭。封建專製政治和禮教，則照樣穩穩地潛藏於社會人心中，尚未消滅，而西方民主主義又被馬克思主義批判得體無完膚。無產階級革命學說、階級鬥爭思想，自二十年代以來，日益傳播與發展。最後是無產階級專政觀念成為中國民眾之主要觀念，資產階級或西方民主政治，已變成中國革命派批判的對象，亦變成中國人民之批判對象。
“五四”以後，在文學方麵，有以馬克思主義為中心形成之普羅文學派（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以魯迅領導的寫實作家。他們寫人民大眾的疾苦，揭露地主階級和資本主義的剝削與反動本質，抨擊軍閥政府與國民政府之專製統治，是革命文學。主要代表作：魯迅：《狂人日記》、《阿Q正傳》、《祝福》、《孔乙己》以及有關雜文；茅盾《子夜》，巴金《家》、《春》、《秋》等。
其次，是鴛鴦蝴蝶派，寫才子佳人的戀愛；還有新月派詩人，抒發個性解放。此外還有古典派，堅持古典文學和文言文學之寫作。但古典派之代表林紓翻譯了西方大量小說。總之，這些文學派，大體屬於資本主義性質的個性主義者。
此外，有以冰心為代表的兒童文學派，主要也是主張個性解放、思想解放的反封建文學，其影響亦大而且深遠。
而武俠小說派，則是歌頌忠君的大俠和小俠，或忠於邦主、堡主的武人們，不具備反封建的性質，是守舊派。
在哲學思想方麵，主要是馬克思之辯證唯物論學派、杜威實用主義學派（主張實證）兩大派為主，前期以杜威哲學影響為大，以後則馬克思哲學壓倒杜威哲學。還有超人哲學派、無政府主義哲學，人數很少，以後又有轉化。北洋政府倡導儒家哲學（主要為倫理學）。此外有羅素（英國人）的“基爾特派”，反對中國於當時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主張進行資產階級革命，理由是當時中國勞工力量尚弱。
史學方麵，有孫中山的民生為曆史動力之民生史觀，主張以民生主義涵蓋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兩階段；有史鑒派，主張以史為師，反對歌頌帝王將相；又有考據派、疑古派、傳統史學派。新生的唯物史學派，則是以馬克思主義新觀點重寫中國曆史。欲從中國曆史規律中總結新的理論指導未來，把中國曆史分成原始、奴隸、封建三個時期及未來之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階段（共產主義低級階段為社會主義）。
史鑒派主要著作為夏曾佑《中國古代史》和蕭一山之《清朝通史》、蔣廷黻《中國近史》等。考據派代表人物為胡適、傅斯年、錢穆等，著作多多，有文學史、哲學史和政治史等，錢穆寫有《國史大綱》。疑古派為顧頡剛，辦有《古史辨》雜誌。傳統史學派有：柯劭忞《新元史》（共257卷）；鄧芝誠著《中華兩千年史》；羅爾綱著《太平天國史》。
唯物史觀之著作，以郭沫若之《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翦伯讚之《中國史綱》、《曆史哲學教程》、範文瀾之《中國通史簡編》、《中國近代史》影響最大，是唯物史觀的代表作。郭沫若同時也是考據派，他的甲骨文和銘文研究專著，都是考據性巨著，對中國曆史研究有重大貢獻。
自然科學技術方麵，則緊追西方，主要代表人物為詹天佑、茅以升、梁思誠、李四光、侯德榜、華羅庚、周培源等，均為國際水平之科技專家。
五四運動後，中國翻譯界也非常活躍，譯出了大量追求個性解放的西方著名小說，與中國新月派、鴛鴦蝴蝶派作品互相呼應，形成一個個性解放的高潮。主要翻譯作品有歌德的《少年維特的煩惱》、易卜生的《娜拉的出走》、羅曼羅蘭的《約翰克裏斯朵夫》、雨果的《悲慘世界》，裴多菲、雪萊、拜倫、普希金的詩集。斯湯達的《紅與黑》、福樓拜的《鮑法利夫人》，還有泰戈爾的詩集、美國詩人惠特曼詩集、德國席勒和歌德的詩集以及老托爾斯泰之《複活》、《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塞萬提斯之《唐吉訶德》等書也很流行。但此個性解放思潮，隻在大、中城市中激蕩，廣大農村，仍是封建禮教占統治地位。
與此同時，高爾基的普羅文學作品也大量譯出，連同中國青年普羅文學家之作品，影響中國青年尤其深遠。它促使一大批激進青年轉向蘇俄革命道路，追求消滅貧富差別的社會主義前途；對出身貧寒之知識分子，更如一盞黑夜中的明燈。
總之，五四以後，在學術和文藝界均形成百家爭鳴的鼎盛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