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後的二十多年中，中國大陸基本上把賦看作為統治階級歌功頌德和表現文人個人情懷的文體，除”楚辭“之外，很少有人研究，也很少有注本出版。隻是由於1959年毛澤東同誌在廬山會議上提到宋玉的《風賦》，在給張聞天的信中提到《七發》，因而有人對此兩篇做過注解，也發表過幾篇賞析性文章。關於作品的注本，除出版過李善注的《文選》、許梿的《六朝文絜箋注》《鮑參軍集注》《庾信詩賦選》及幾種高校中文學科的教材外，專門賦的注本，隻有1964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出版的瞿蛻園先生的《漢魏六朝賦選》一種，收賦20篇。這本書第一次印了5500冊，還未來得及重印，便是”山雨欲來風滿樓“，意識形態一步步向掃蕩傳統文化的”文革“推進。至1979年3月新版重印，一次就印了10萬冊。可見人們對賦的注本的需求與渴望。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意識形態領域一片春光，生機盎然，以至枯木逢春。賦受到越來越多的學者的重視，研究論文逐漸多起來。最早的研究性專著，應數龔克昌先生的《漢賦研究》，1984年山東文藝出版社出版。作品注本，1983年以後出版過幾種，篇幅都不大，大體在瞿蛻園先生選注的基礎上稍作調整，個別的將作品的選錄範圍延伸至南北朝以後。
在大陸賦的研究方麵起到了大的推動作用的，是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馬積高先生的《賦史》。同年8月在南嶽召開了全國第一次賦學研討會，學者們聯係馬先生的《賦史》一書，對賦學研究中的有關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馬先生的《賦史》是一部對中國古代辭賦的發展進行全麵而深入探討的開拓性著作，對古代各個時期的重要作品，代表作家的成就、得失、特色都作了概括而精到的評述。霍旭東先生在此基礎上，主編了《曆代辭賦鑒賞辭典》（安徽文藝出版社1992年），從先秦至近代，收作品276篇，計200家。這應是第一部收作品比較多的曆代辭賦的注析本，對賦的普及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在馬積高先生《賦史》出版之後，大陸對賦的研究領域也大大拓展了。
在1987年南嶽的第一次全國賦學研討會上、1989年江油召開的第二次全國賦學研討會上、1990年在濟南召開的首屆國際賦學研討會上，均見到在賦學方麵有很深造詣的前輩學者和在賦的研究上已取得相當大成績的朋友，聆聽了一些學者的高論，也一起討論過一些問題，受益很大。也向香港大學何沛雄教授、香港中文大學鄺健行教授等了解了港台研究的狀況，見到美國華盛頓大學的康達維教授，了解歐美國家研究的狀況，向日本福岡大學甲斐勝二副教授了解了日本研究的狀況。同這些學者日後也時有聯係，給我在了解賦學研究發展情況的方麵，以相當的幫助。但我當時對賦學研究的總體感覺是，學者們對賦的文學價值，或某些作家、某些作品的思想內容、藝術特色探討得多，而對其中一些作家、作品的文獻學方麵的研究關注不夠。大多數學者研究所涉及的作家、作品的範圍還不夠寬，很多作家、作品很少有人提及。另外，曆代賦的數量是《詩經》或《楚辭》的數百倍，但研究《詩經》《楚辭》的人多，而對賦感興趣的人少。這同賦的注本少，作品不夠普及，人們熟知的賦的篇目很少有關。所以，我產生搞一個篇幅較大的賦的選注本的想法：第一，將曆代有代表性、有思想意義和較高文學價值的賦作選出來，一則具體顯示曆代賦創作的成就，二則給好此者提供一個入門的基礎。第二，加以注解，使這種過去隻有讀《昭明文選》《文苑英華》和正史、作家別集，甚至讀《曆代賦彙》之類才能讀到的賦，成為一般文學愛好者的讀物。第三，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作品作一簡要評析，讓它們的藝術光華初步得以顯示，以引起學者們對其思想內容與藝術的進一步研究。第四，對賦作者加以簡要介紹，使曆史上一些賦壇高手也成為人們所熟知的作家，認識到他們的創作同中國文學發展的關係。
濟南召開的那次國際賦學學術研討會結束的那天，因為濟南交通方便，距北京又近，不少學者晚飯後即離會。晚上先後同龔克昌先生、曹道衡先生交談，頗受教益。曹先生對於學術研究中架空立說，一味追求什麼理論創新，而生造詞語、說話繞彎子的做法很反感，對某些刊物追求新奇，一味刊發”空對空“的文章也很有意見。說到對賦的研究，曹先生也認為，關鍵要研讀作品，要把好作品介紹給大家。他說：”不要注解真正能懂得賦的人也不多。“同曹先生的一席談，更增強了我搞一部大型賦選注本的想法。我便開始在這方麵做一些準備工作，較係統地讀了《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中的賦作，翻閱了清胡維烈輯《曆代賦鈔》、沈德潛的《曆代賦選箋釋》、陳書同輯、吳光昭注《賦彙錄要箋略》、雷琳、張杏濱撰《賦鈔箋略》等書，也大體翻閱了《曆代賦彙》，聯係《賦史》一書所論，頗有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