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喜平
曆時五個半世紀的明清兩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最後發展階段，也是源遠流長的中國古典文學的光輝總結時期。在這近六百年的曆史長河中，不僅晚出的小說、戲曲後來居上，成就輝煌；而且傳統的詩、詞、文、賦等文學形式或開新異境界，或呈複興局麵，均取得了明顯進展和突出成就，從而構成了諸體皆備、全麵發展的空前文學景觀，成為中國古典文學的最後一座高峰。
賦，這種獨具民族特色的古老文體，在明清時期亦有長足發展，就其創作、理論、輯選、評注等總體賦學成就而言，實能光大傳統，別開生麵。明清賦苑，特別是從明清之際到乾嘉之世，不獨賦作數量空前，且大家輩出，名篇紛呈；其中雖有相當數量作者和作品難免因襲模擬之弊，但自有傑出賦家和優秀賦作直麵現實生活，關切民生疾苦，鞭撻腐朽和醜惡，謳歌光明和善良，體現出鮮明的時代精神和個性特色，為一部賦史寫就了最後的篇章。
明賦整體成就雖不及清代，卻能超邁金元，啟導來者，因而在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全部明代賦作現存五千篇以上，古賦盛行，多有佳製；尤其是一些抨擊社會黑暗、反映民間疾苦、總結明亡教訓的篇章，具有鮮明的創新意識，代表著明賦的獨特價值。
明代前期賦家，大抵由經元入明者和明初以來文士兩部分作者構成。前者以宋濂、劉基、高啟為代表，人數有限，存賦不多，然而由於其賦作多寫於元代末年，目擊時代風雲，身經社會亂離，故能寫出亂世慘象與誌士壯懷，頗為可觀。後者則有李時勉、桑悅、李東陽、薛瑄、徐有貞、吳寬等人，他們雖然生活在八股文與文字獄的雙重陰影之中，思想平庸，生活平淡，擬古風氣日盛，賦作自然生氣不足，但仍有佳作行世。
宋濂、劉基、高啟，同為明初詩文的代表作家，其中宋、劉二人又“並為一代之宗”《明史·劉基傳》。他們共同經曆了元末的社會動亂，親身參加了明朝的開國大業，後又受到朱元璋的政治迫害，故其賦作內容充實，氣格高古，具有突出的社會意義。宋濂曾被朱元璋稱為“開國文臣之首”，又被劉基推為“當今文章第一”宋濂：《跋張孟兼文稿序後》，但其賦作卻雅正有餘，意趣不足。惟有寫於元末的《孤憤辭》，借“無罪而被廢斥”抒發牢落不平之氣，頗見氣骨。高啟正值英年即死於非命，辭賦如同其詩歌創作一樣，尚未臻於至境，存賦亦少，但才華富贍，格調高朗，詩意濃鬱。寫於元朝覆滅前夕的《聞早蛩賦》，因“夜坐中庭，聞蟋蟀之聲，感而有賦”，生活情韻與政治寓意兼而有之，運筆含蓄，描寫生動，以有形之景寫無形之聲，細膩真切。
劉基是明初辭賦的代表作家，存賦既豐，又多名篇。《述誌賦》抒寫自己忠而見棄、報效無門的憤慨之情，揭示了生活在元末亂世之中的一代士人懷才不遇終而棄舊圖新的思想曆程，具有較高的認識價值。《吊諸葛武侯賦》《吊祖豫州賦》《吊嶽將軍賦》《吊泰不華賦》諸作，或傷古人之生不逢時，或悲今人之死非其所，均貫注著作者自身的滿腔忠憤，哀人實以自哀。可貴的是，作者並沒有在這種憤怒與痛苦中消沉，而是對現實有著清醒的認識，並最終作出了自己的人生抉擇。這也正是誌士有別於文人的特出之處。《伐寄生賦》是劉基的代表作，也是公認的明賦名篇之一。該賦融形象性、寓言性、諷刺性於一體，無情鞭撻了“瘠人以肥己”的寄生之物，表達了憤世嫉俗的強烈義憤和對得勢小人的極端蔑視，氣骨遒勁，文辭犀利，具有鮮明的批判精神，實與其寓言集《鬱離子》及諷刺小品《賣柑者言》意脈相通。劉基辭賦的這種立足現實、直寫憂患的作風，實開明賦關心民瘼、注目時政之先聲。
稍後於宋濂、劉基、高啟的王翰、方孝孺兩位賦家，生活至建文朝，賦亦多作於明初。王翰的《閑田賦》，以質實的文字評古論今，抒發了“追淳風之不反，傷衰世之末造”的滄桑之感，推崇“盛德”、“人心”，表現出非凡的識見。宋濂的學生方孝孺光大師業，以理學名重當世，人品高尚而思想迂闊，但其辭賦寫來卻能發揚蹈厲，生機蓬勃。《友筠軒賦》詠物述懷，以小見大；《吊茂陵文》懷古寄思，氣韻蒼茫。兩賦中所表現出來的情愫誌趣，與其一生之立身行事頗相符合。
從成祖永樂至孝宗弘治的幾十年間，明朝國力強盛，文壇流行雍容典雅的“台閣體”。這是明代文學創作最為沉寂的一個時期，辭賦亦然。賦家們多以歌功頌聖為能，或表現上層文人安享太平的生活意趣，內容陳腐，缺少新意。但如李時勉的《北京賦》、桑悅的《兩都賦》等作，客觀上反映了大明帝國開國初期的強盛，歌頌了大一統的盛世氣象，尚能透露出些許時代氣息；又從李東陽的一些閑適之作中，亦能隱約窺見那個時代士大夫們安閑平庸的精神麵貌。作於此時的薛瑄的《黃河賦》和吳寬的《哀流民辭》，則以各自的特色而引人注目。薛作將自強不息的人文精神融彙於萬裏黃河自然景觀的描繪之中，構思別致，氣象壯闊；吳作針對“野無麥苗，赤地亙數千裏，流民就食者相枕藉道上”的殘酷現實，以同情之筆描寫北方災民離鄉背井的悲慘境遇，又於篇末委婉諷諭，雖揭露尚欠深刻，但已屬難能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