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呷多了酒，腦殼暈暈的。他說。
我說：我曉得我曉得。那我們長沙見。
一路順風，長沙見。他淡淡地說，臉上有很多疲憊。
他是一台寶馬，他向白色的寶馬車走去。力團已考了駕駛執照，專為他開車，力團為他打開車門，等著他上車。漢林步履輕飄地走過去，鑽進了白色寶馬車，歐陽玉也鑽入了寶馬車，車門嘭地關上了。我以為他會撳下車窗，再次與我打聲招呼，但沒有，車徐徐向前駛去，一眨眼從我們眼中消失得幹幹淨淨。
我忽然有一種悲哀感，這種悲哀的感覺有幾分蒙蒙朧朧，仿佛是我們的友誼已經結束了。還有一種失落的感覺，仿佛他變了，變冷淡了、變孤傲了。我憂傷，我嫉妒，嫉妒他有這麼好的車和一位這麼美麗動人的女人相伴。我曉得我的這種嫉妒是潛意識的，是一種情感傾向性的嫉妒，是不傷身也不傷及他人的，是可以自生自滅的。
９
我不是故意要這樣敘述。我也不是日本人當年撕毀和約一樣故意要撕毀什麼東西。日本人有侵略性，這是日本這個國家很小，很小的國家總是企盼自己強大，例如二戰時期，日本人總是把自己的國家稱為“大日本帝國”。日本明明很小，一個太平洋中的島國，比起中國來它真是太小了，但日本卻拚力想體現強大，而強大的體現就是侵略。這個民族隻是愛盲目驕傲罷了，就像女人，以為自己漂亮就到處賣騷，結果最終吃虧的還是自己。事實證明日本人並不經打，也並非特別能打。就拿發生在我們湖南境內的衡保戰役來說，那就是一個很能說明問題的例子。當時日本人是三個師團進攻衡陽。日本人的一個師團相當於國民黨的一個軍，日本師團下有旅團，而國軍軍的編製裏隻有師，沒有旅。發生在一九四四年夏的衡陽保衛戰，國軍隻一個軍，而日本人是三個師團，先後動用了五個師團。那一戰，日本人死了兩萬多鬼子，還戰死了一個師團長，而中國軍隊犧牲的還不到一萬官兵。日本兵誌在七天之內攻下衡陽，——在日軍眼裏，衡陽不過是一座小城市，而且隻有一個軍的守軍，消滅一個軍在他們看來，用七天時間已經夠富裕的了——這還是他們覺得湖南人敢於拚命，難打，假如是在外省，他們覺得有三天就足夠了。他們動用了眾多的大炮、飛機和毒氣彈，而身為炎黃子孫的湖南官兵卻英勇地堅守了四十七天，令驕橫且不可一世的日本軍隊都不得不佩服。我有個朋友的父親是衡陽保衛戰的幸存者，目前還健在，他曾多次用一種看不上眼的口氣對我們說：日本人沒什麼了不起。我為此寫了一部長篇小說，名為《抵抗者》。
我不是要在這裏說日本人，漢林不是日本人，我也不是日本人。我剛才是在打譬如中順便拉扯的。我們長沙人提到日本人都是用一種這樣的口氣：日本鱉。這是一種不屑的語氣，因為所謂的大日本皇軍於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四年中，先後四次進攻長沙，前三次都被我湖南的炎黃子孫打退了，隻有第四次攻入長沙，——當時很多湖湘子弟兵都被蔣介石抽調到中緬邊界去對日軍“大反攻”了，蔣介石知道湖南人會打仗，就把湖南兵都往保山和騰衝調——那還是趙子立那個渾蛋犯了戰術上的錯誤！趙子立乃國民黨第九戰區（湖南）司令長官薛嶽的副參謀長，薛嶽非常器重那個狗娘養的，這是那個狗娘養的說起軍事來，一套一套的，引經據典，頭頭是道，令薛嶽不得不佩服。薛嶽司令長官授權這位副參謀長直接指揮第四軍。趙子立身為第四軍的直接上司，忙令第四軍張德能軍長將炮兵部隊撤到嶽麓山上。他認為將大炮隱藏在嶽麓山上是非常明智之舉，待日軍進攻時，來個突然百炮齊發，可將日本鱉殺個屁股尿流。然而趙子立是馬稷似的人物，隻會紙上談兵，理論一套套的，其實是個蠢蛋。大炮搬到嶽麓山上，好處是隱藏了――日軍的飛機找不到國軍的炮兵陣地，壞處是失去了大炮的威力。大炮成了一堆廢鐵。因為山上樹木繁多，遮擋了炮兵的視線，其次――這恐怕是最主要的，大炮隻能衝著一個方向，因為大炮多半是設在半山腰，無法掉轉頭來射擊。日軍繞過了大炮轟擊的威力地帶，從側麵攻了上來，結果第四軍的重武器完全成了一堆堆廢鐵。
我聽說下令將大炮拆成零部件搬到嶽麓山上再重新組裝的副參謀長趙子立，後來被薛嶽司令長官槍斃了，就像一千七百多年前的三國時期，諸葛亮揮淚斬馬稷一樣。
我是因為提到日本人才想起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