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錯兒，不然怎樣贏對手？”杜賓說，“從這個角度來說，局長先生和巴黎警察真該好好向這個小男孩學習一下。他們為什麼常常遇到難以破解的案子？除了案子本身或許很複雜之外，還有兩個非常重要的原因：一是，他們根本沒有考慮過嫌疑人的思考邏輯，對於這一點，他們甚至是根本沒有任何了解；二是，完全沒有弄清楚嫌疑人的聰明程度，或者雖然想到了這一點，卻錯估對手。總之，他們辦案的時候更多的是從自己習慣的思考邏輯著手，然後用自己的想法去推測對手的想法或目的，而不去了解對手到底在想什麼，隻靠這樣當然會遇到一些根本無法解決的案子。比如這個案子中關於信件失竊的問題，我就很奇怪警察們為什麼沒有仔細研究一下他們所麵對的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小偷？是一個聰明的人還是一個笨蛋？完全就是在憑著自己的想法，盲目自信地覺得對手既然偷走了東西就一定會把東西藏在某個地方，所以，隻要進行嚴密的搜查就能夠找到被盜取的信件，達到完成任務的目的。可是這種普通的手法和以前太為人熟悉的辦案的經驗對於特別的對手來說實在很難達到目的。”
杜賓說：“說起來，巴黎警方用的是跟普通大眾差不多的思維方式，所以，一旦碰上那種稍微狡猾一些的罪犯，就很可能讓他們自己陷入思維的困境，而難以將案子偵破。警察總是對於罪犯的智商估計不足，要麼以為罪犯太狡猾而把自己嚇得不知所措，要麼就以為罪犯是些蠢蛋，太輕視他們。在他們偵破案件的過程中，總是缺少不可缺少的變通，所以，光是提高賞金根本就無濟於事，隻要是一些不太尋常的案子就容易把警察的思路搞暈，因為他們太相信自己過去的經驗，所以總是抱著舊的思考方式、舊的偵破手法不放，最後的結果當然是隻能在狹隘的思維邏輯中轉圈。這一點，我們從這個重要信件的失竊案件中就能看出來。在這個案子裏，警察實在沒有什麼靈活的變通手段，他們基本上沒有考慮他們的對手D大臣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物，沒有在意對手的聰明和才智，而隻是企圖從一些先進的工具上，比如顯微偵查、地毯式搜索之類的技術手段上取得案件偵查的突破。這也就是我為什麼說警察的思維太有限，基本上和普通大眾的思維角度沒什麼區別。其實，我們都能看得出來，局長先生對於偵破這一案件的心情非常急切，他並不是不努力，並不是不想偵破這個案子，可是他破案的手段又是什麼呢？隻不過是陳舊的多年積累的辦案經驗而已。也就是說，從思維的角度來看，其方式方法都隻是一套路子。你也清楚，假如是一個一般人，在隱藏一些東西而不欲被他人發現時，肯定會找一些看上去不可能的地方，比如被鑿空的桌子腿，或者很難發現的密穴或密室。你想這些地方是最普通的地方，你我都能想到，我們尊敬的局長先生卻也相信從這些地方中就能找到他想要找到的東西。可是，他的對手是位居高位，在複雜的官場中曆練多年，並且能夠接觸到大人物的一等一的精英人士，以局長先生這種尋常的思維怎麼可能找到D大臣藏的東西？我相信警方之所以如此迷信自己的思路，一定是基於其以往的成功經驗，或許在之前一段時間中，他們曾經成功偵破過類似這種物件遺失的案件。可是這些成功不具有代表性，也無法證明這是憑借他們的心智思維而將案件偵破的，他們之所以用這種普通辦法還能將案子偵破，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那種極其認真、努力和細致的辦法態度，因為他們的堅定和耐心而將案子偵破了。可是，破案的前提是罪犯並不是一個傑出的、有著高智商的人物。剛才我也說了，警察總是太迷信自己的方式，從來不知道從自己的思維方麵進行一些變通，就算是破案的賞金提高，案子的重要性非常突出，他們也一樣十分堅定地用自己的方法，這雖然聽起來很可笑，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上達到了警察想達到的耐心和堅定的效果。”
杜賓接著說到了本案的問題：“我一直在向局長先生強調，那封信應該就在D大臣的住所中，換句話說，那封信其實沒有出局長先生和警方的搜查範圍！我為什麼這樣說？是因為我想告訴局長先生，必須先弄明白D大臣是一個什麼樣的思維，然後你才能知道D大臣到底是將這封信藏在了什麼地方，知道了這些你當然就能夠把那封信找到了，難道思路不該是這樣嗎？但是，讓我感到意外的是，我完全沒有想到局長先生已經完全在自己的思維陷阱中被困住了。他明明知道D大臣是一個足以稱為詩人的博學多才之士，卻輕蔑地認為D大臣是一個笨蛋——雖然局長先生從沒有說過，可是我敢斷定在他的眼裏，他肯定把所有的詩人都當成是笨蛋——也正是因為這種看法，他內心中是完全將D大臣的聰明才智置之不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