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短暫的希望快樂還是長久的虛妄痛苦，都會像“愛”與“死”一樣，與人類永恒地相伴下去，如果我們不想束手待斃，就隻能堅持不懈地奮力反抗，奪取希望快樂，阻擊虛妄痛苦，即使。我的前世隻是那個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當然，反抗的形式多種多樣，寫作隻是形式之一。但對我來說，寫作則是惟一的形式。反抗即是自救，而自救沒有終點。
寫作是一種反抗方式，我越來越堅信這樣的觀點。是的，作為一個多少有些抽象含混的邏輯結論，反抗的意義，往往不是一個寫作者在寫作之初就能意識到的，它是我們在漫長的寫作實踐中逐漸總結和提煉的結果。打個比方吧，這就像人類最早製作衣服，考慮的隻是蔽體與禦寒，但到了後來，衣服的最大功用卻是幫助人類實現自我美化。
寫作為的是反抗什麼呢？這問題容易產生歧義生成誤會。但沒有辦法，人類的所有語言和文字，不論怎樣準確，也都要與歧義和誤會相伴而生，去除遮蔽抽取精義，倚仗的隻能是我們心靈的寬闊程度。事實上，說到這裏我們已經觸及到了“反抗”這一詞的冰山一角，寫作行為的源遠流長和綿延不斷，恰好就包括了對歧義與誤會的一種反抗。
事實上，我的“反抗理論”並不新鮮，反抗存在於我們生活的所有方麵。比如，健身是對衰老的反抗，學習是對無知的反抗，起義是對壓迫的反抗，遊戲是對枯燥的反抗。我之所以要格外強調寫作的反抗意義，是因為在我看來，任何具體的反抗與理智的反抗，都是物質的、功利的、形而下的，隻有抽象的反抗與本能的反抗，才是精神的、純粹的、形而上的。在我個人的生存活動中，我更看重精神的、純粹的、形而上的部分。
那麼我的反抗理念是如何建立的呢？我知道它隻能來之於我的寫作實踐。可我的寫作實踐又何以能幫助我提取出如上思想呢？我以為，這大概與我始終鍾情的一個小說主題有些關係。
我的許多小說，不論寫作動機怎樣，都凸顯或隱含著一個情欲主題。以我的兩部長篇為例，在《證詞》中，我試圖思考獨善其身的是否可能，在《回家》中，我想要觀察精神家園的如何毀棄。可有趣的是，隨著它們情節的發展與故事的演進，我發現，它們的內在結構卻是由情欲主題搭建起來的，是情欲主題保證了它們前行的腳步能步步為營；我甚至認為，如果情欲材料在我的小說屋宇中不是梁柱椽檁，而隻是盆景花瓶，那我的“獨善其身”沒準就不會實現，我的“精神家園”也很可能無從打造。在我的其他小說裏，這樣的情形也不鮮見，顯然，涉足情欲主題我幾乎情不自禁。
過去有個說法叫愛與死是永恒的主題，我所說的情欲主題，無疑與前者搭邊。但我不想不負責任地把愛這個詞任意搬用。“愛”很可愛，可遺憾的是，它如今已被奸汙得穢痕斑斑，其真實麵目模糊不清了。可我願意尊重它，我尊重它的方式就是讓它退隱到情欲背後而不是相反。既然情欲主題與永恒沾邊，也就是說，情不自禁地拿它說事的小說寫作者不獨是我；但別人為何對它流連忘返我不清楚，我隻知道，作為一個素來對職業規則心懷敬畏的人，我樂於在情欲主題中安營紮寨而不是隻當匆匆過客，並非我要刻意地弄色獵豔以眩人眼目引誘視聽，也不是因為操作得得心應手了就輕車熟路地批量生產標準型材。我想，我樂此不疲地在情欲的疆土上摸爬滾打，大約理由有二。
第一個理由比較簡單，既然它屬於“永恒”之列，自然能刺激起我強烈的窺探熱情。我是無法“永恒”但對“永恒”望眼欲穿的人類之一員。第二個理由稍微複雜，大概易與文學講義上的某些款項產生對應，如小說的教化勸諭功能或作者的社會責任感之類。但我不是文學樂園中豢養的家畜，倒更是文學荒原裏奔突的野獸，所以我知道，我的理由與文學講義及其他規範嚴格的條條本本都沒關係，有關係的隻是我的內在需要。我認為，在這世界上，主宰希望的隻是虛妄，奠基快樂的惟有痛苦，而情欲主題，恰好能成為那樣一種希望與快樂的縮影和虛妄與痛苦的注腳。這樣，當我琢磨自由與限製的故事時（《捕蟬》），當我把玩精神寄托的故事時（《古典愛情》），當我編織剝去人格麵具以還原人性的真實是否可能的故事時（《罪》、《重現的鏡子》），情欲主題的引入和拓展便成為必然，它們使我對某些問題的發現與提出，獲得了一種超越於情欲主題及我的個人趣味之上的意義與價值。
如此推導，我那“反抗理論”的出處也就一目了然了，是在實踐它的過程中我獲得了它：不論短暫的希望快樂還是長久的虛妄痛苦，都會像“愛”與“死”一樣，與人類永恒地相伴下去，如果我們不想束手待斃，就隻能堅持不懈地奮力反抗，奪取希望快樂，阻擊虛妄痛苦，即使，我的前世隻是那個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當然，反抗的形式多種多樣，寫作隻是形式之一。但對我來說，寫作則是惟一的形式。
反抗即是自救，而自救沒有終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