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州市民剛剛跨過二十一世紀門檻，就強烈地感受到了自然氣候的異樣與反常。熬完冬季的嚴寒，本想好好地享受一下春天的和煦與柔媚，可在明麗的春光裏似乎還沒呆上幾天，夏日的驕陽與躁熱便不由分說地趕走了春天，強行提前介入他們的生活與工作之中。
熱，真正地熱，這種春天少有的悶熱與躁熱，比烈日炎炎的盛夏實有過之而無不及。
大地在躁動，萬物在萌芽，生命在騰竄，而這自然的節律卻受一種無形的力量控製與壓抑，人們特別是生命力旺盛的青壯年心頭總覺得被什麼東西給憋著堵住似的，胸間充斥著一股莫名的怒氣與煩躁，隨時都在尋找發泄的由頭與渠道。
一位天真無邪的兒童不滿足於他家空調所能發揮的有限能量與空間，不禁展開他那童話般的奇特想象，畫了一幅名為《給地球安個空調》的彩筆畫，登在《江州日報》副刊美術版。
上了年紀的老人們則相互議論道：“這老天恐怕跟咱們一樣，也老糊塗不管事了，再不就是偷懶打瞌睡去了，怎就讓個霸道的夏天占了春天的窩巢不管不問呢？”
而宋勇剛卻不以為然地說道：“這算得了什麼？咱半輩子過的就是這種季節倒錯的日子呢。”他是江州鋼廠軋鋼分廠的一名普通工人，一年四季都在滾燙通紅的鋼錠旁作業。軋鋼車間總與自然季節有所出入，冬天如春，春秋似夏，盛夏如火。長期深受燠熱之苦，對這種少有的氣候反常也就沒有一般市民那麼敏感，但畢竟還是受到了一定的影響。時令雖是春季，可氣溫提前了一個節拍，車間內早已比夏天還要夏天，成了一座奇熱無比的大火爐。宋勇剛一絲不苟地堅守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每有一截鋼材切成小塊，他都要撅著屁股揮舞鋼錘打上相應的鋼號。這是一項簡單而機械的勞動，不需思考，也不需要多大體力，但你不能有絲毫馬虎，還得經受長年累月的高溫炙烤與輻射侵害。身旁雖有電風扇一刻不停地吹個不休，可呼呼攪動著的卻是一股熱浪般的氣流，他感到的仍是熱，恨不能將胸腔內所有五髒六腑全部掏出來吹它個痛快。
好不容易熬到下班時分，宋勇剛走出車間，外麵一絲風兒也沒有，空氣在機器的轟鳴中微微顫栗，樹枝或挺舉或下垂一點也不動彈。天氣雖然異常地悶熱，但總歸比火爐般的廠房還是涼爽得多。他機械地挪動腳步，不緊不慢地向廠外走去。上班，下班，回家……二十多年來循環往複一以貫之，沒有半點變化，當然就沒有什麼新奇，也不會有更多的激情，用淡然與麻木來形容他的生活狀況與生命情境，是再恰當也不過的了。
宋勇剛不知不覺地走出了工廠大門。
大門左邊兩百多米處，是一個名叫一門的市內公共汽車站點。在這裏上車回家，或是下車上班，一門是他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個重要環節。
站台前沒有班車，站牌附近卻彙聚了不少等車的人們。都是下班了急著回家的工人呢，宋勇剛想。
既然沒有車，宋勇剛也就不急，一邊慢慢往前踱步，一邊下意識地抬腕看看手表－－六點三十三分，時針與分針正好上下重疊在一起，真是太巧合了！他一看就有點舍不得放下，日子過得太單調太缺少刺激了，生活中難得有什麼讓他感到好奇與興奮的東西。
他停下腳步呆呆地看著，直到時針與分針錯開，才不得不遺憾地垂下左臂。
時間還不到七點，可天色早已暗了下來。氣溫反常，時令卻沒有倒錯，春季畢竟還保留著一點春天的味道，不象夏天的夜色久久不願降臨。
夜幕在靜悄悄地合攏，四周顯得氤氳繚繞，朦朦朧朧。
一輛二路公共汽車駛了過來，這正是宋勇剛所要搭乘的班車，坐五站路下車，再走上大約五分鍾的路程，就是他的家了。
他緊跑幾步，想趕上這趟車。江州鋼廠的地盤屬於城郊結合部，市內公汽隻有二路車跑這條線，一旦錯過，誰知下一輛又得等上多久呢？
車還沒有停穩，早已等候在站牌周圍的人群呼啦一下圍了過去。車門剛剛打開，大家就一擁而上，把要下車的乘客也給堵在了車廂裏頭。下車的下不來，上車的進不去，有人在大聲嚷叫，有人在罵罵咧咧，個別的則在動手動腳了。到了這種時刻，人們撕開了平素還算文雅的麵具，互不相讓地大呼小叫你推我搡，作著無謂而又無聊的消耗。
司機與售票員開始還能平心靜氣地進行著恢複秩序的努力，不一會兒，也就失去了耐性，他們聯手站在車門口迎麵將那些鼓足了勁頭拚命往上擁擠的乘客一個個往下推搡，司機嘴裏不住地罵著“婊子養的”，售票員則時不時地掄起票夾向個別製造混亂的乘客示威。
都是這個氣候反常的春天將大家弄得神經兮兮的，宋勇剛這麼想著，雖然覺得眼前的一幕十分有趣，卻不想湊入其中，隻是不遠不近地一旁觀望。
有些事情，看來非得動蠻不行，經過司機與售票員一番“文攻武衛”，那些進到門內的乘客全給轟了下去，直到下車的全部走完，才讓他們一個個魚貫而入。
看看等車的人都上得差不多了，宋勇剛正想跑過去跟著一起上車，突然一隻沉重有力的大手在他肩頭拍了一下，與此同時，一個渾厚的男中音在他耳畔低沉地說道：“宋師傅，你別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