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爭論，對我們來說的確是家常便飯。因為是在孔子故裏，爭論的焦點大都圍繞儒家文化展開。在教室相對平和一些，而回到宿舍就異常激烈。尤其是在“儒”的解釋上，那更是針鋒相對、互不相讓。其中以“老學究”和“孔子通”的爭論最有意思。
“老學究”認為儒學分“君子儒”和“小人儒”，要當就當“君子儒”，千萬不能當“小人儒”。因為“君子儒”可以成就大業，而“小人儒”地位低下，目光短淺，是女流之輩。“孔子通”反駁說：“沒有小，哪來大，孔子當年首開私學，可是弟子不問出身貴賤敏鈍，均可來受教的。所以才有今天輝煌大業，讓萬代景仰。你呀，真正是‘朽木不可雕也’。”“老學究”一聽就立即回敬道：“我看你才是‘唯小人和女子難養也’。”於是就迎來一片笑聲。
在究竟是“德治”好還是“禮治”好的問題上，我們宿舍裏也是吵得不可開交。堅持“德治”的說隻有博施濟眾才能強國固本，封建禮教多是糟粕，理應摒棄才是；推崇“禮治”的則辯駁說，禮屬於倫理範疇，對中華民族精神素質的培養不可或缺，正確的態度應當是剔除糟粕，吸取精華，而不能全盤否定。這樣的爭論對我來說實在是難得，耳濡目染和潛移默化中，讓我對孔子以及他的儒家思想有了更深的理解。子曰：“吾十五而有誌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可見，他在年輕時就有了遠大的誌向。吾輩當以效仿，竭力為之。
那四年，我們在學校的行動路線幾乎就是一個鐵三角：宿舍、餐廳和教室。記得當時有一句非常流行的話，叫作“把耽誤的時間搶回來，把浪費的青春補回來。”尤其那些老三屆的大齡同學，恨不能拴住時間的步伐，簡直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而老師們也是當仁不讓，全力以赴，教給學生一瓶水，自己先準備一桶水。尤其是教古代文學的劉教授，對宋詞的研究那真是自成一家，因而他的課最受歡迎。一到他來上課的時候，都是座無虛席，全神貫注。
劉教授喜歡戴著帽子，白白淨淨的臉上架一副近視眼鏡，顯得斯斯文文，說話不緊不慢，條理分明。每當賞析到一首具體佳作之時，往往由表及裏、由淺入深，仿佛是在剝一根蔥似的，一層一層剝開，越來越鮮嫩，越來越純粹。這個時候，整個教室鴉雀無聲，所有的學生都著了迷一樣，完全沉醉於由他帶來的那種如詩如畫的意境當中。講台上，隻有他抑揚頓挫、聲情並茂的宣講；講台下，皆是一片沙沙沙的寫字聲。
如果誰一不留神，讓筆或者是本子掉到地上，弄出一點哪怕是輕微的響聲，立時會有人掉過頭去，很不高興地剜上一眼。即使課堂上來不及算賬，課下也要補上。“咋搞的，不知道人家教授講得正來勁嗎，讓你一幹擾，整個思路就斷了！”如果說話的是一個女同學，說不定會在你胳膊上隨手擰一把，讓你“嗷吆嗷吆”叫上半天。我一直忘不了劉教授用濃厚的山東腔朗誦蘇軾詩詞時的情景：“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抬著頭，背著手，來回踱著步子，一副如癡如醉的神態。尤其到最後兩句“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時，我們都好像是跟著醉了一樣。後來工作之後，我養成了聽收音機的習慣，特別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閱讀與欣賞”節目，成為我修身養性、陶冶情操的絕好選擇。因為我覺得聽這個節目，其實就是聽當年劉教授上古典文學課的一個延續，仿佛又回到學生時代，回到那個讓我魂牽夢繞的孔子故裏。
那時候不像現在，學校周邊盡是一些遊戲廳和網吧，讓不少大學生本末倒置，擋不住的各種誘惑，像一個個萬花筒一樣，沉湎於其中，難以自拔，而是沒有條件，也不可能讓思想脫離學習的軌道，蹉跎歲月，飲恨一生。因為我們所學專業是漢語言文學，又都沉醉於詩詞歌賦，各種文學社團便應運而生，其中當以“朝花”詩社最為著名。或許是深受聖賢文化思想之熏陶，我突然萌發寫詩的靈感，一首首雋永秀麗的小詩，仿佛一朵朵花瓣，開放在飄著墨香的報紙雜誌上。於是，自然就成了詩社一員，和那幾個極具才氣的同學一道，懷揣遠大抱負，鐵肩擔道義，妙手著辭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