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老回憶起了許多在武昌藝專時的事情：兩位唐先生如何幫他解決困難，在經濟上幫助他，在政治上保護他，遇到危險時讓他退學，一年後又讓他複學，等等。他談到兩位先生遇難後，與大家一起尋找和打撈屍體的情景，談他如何為死後的兩位先生化裝整容，點長明燈，守靈。
他還告訴我說，安葬他們以後，他在幫助清理校長辦公室時，發現在用銅鎖鎖著的一個書櫥裏，有一疊寄往江西瑞金“掛號郵件憑單”，還附有“彙款計數單”，估計很可能是他寄往他在江西犧牲的妹妹唐義貞烈士留下來的孩子的撫養戶的。“現在知道，這個孩子就是你媽媽。他當時受騙了。”李老說，“但這樣不定期地陸續不斷地向瑞金寄錢的事，連他的家屬們事先都不知道。這說明校長對革命後代的責任和關心。”
他還談到：冼星海從重慶去延安，唐一禾特意去了重慶，為冼星海送行。
後來李老談起了解放後有人向唐義精的曆史潑汙水的事。他的語氣變得激憤起來。
潑什麼樣的汙水呢——原來有人“揭發”說，唐義精是國民黨員，還擔任了國民黨武昌藝專區黨部主任委員，並說唐義精是“中統特務”。在那些不正常的年代裏，有了這樣的“名份”，人死了也要蒙冤挨批，而親屬們也因此受到牽連。
李老聽說這些事情後非常氣憤。1982年，他想到這些事，心緒不平，揮筆疾書，寫了材料批駁這種汙蔑不實之詞，向校友們和有關組織寄發，要還校長以清白，為校長平反。
談話間，李老還特意找出了當時寫的材料底稿送我。我讀到的是充滿不平和憤慨的文字：
一個了解中國曆史和當時現實情況的人，一定也會理解事情的真相。在抗戰時候，尤其在皖南事變的前後，國民黨為了控製各高等學校，在各校設立區黨部，還規定必須由學校負責人擔任主任委員。為了學校的存在，他不能不成立區黨部；為了他能立足於學校，他不能不擔任這反動職務；為了進步的同學和純潔的青年不受迫害，他也不能不擔任。如果他沒有擔任，後果就很難設想，情況也就不是這樣了。事實上當時的確有人想幹，想把“主任委員”抓到手上，他卻使其沒有如願，而使自己含垢忍辱地幹這一種並不光彩的職務，他到底為什麼呢？他的用意難道不清楚嗎？就我對他的了解，以我的身受體會，我完全相信他那苦心孤詣的心情。如果有人不同意這看法，可以拿事實來否定我們對他的蓋棺論定。如果說他是什麼“中統特務”，我就要問“中統特務”是幹什麼的呢？不難理解，特務就是要和中國共產黨勢不兩立；進步的、左傾的、和中共黨員是他們要迫害、要消滅的對象。如果他真是“中統特務”，不說在以前的三十年代對待張執一同誌的愛護，就是在四川的四十年代，他完全可以拿我們和那個姓張的同學交特務機關來邀功，不是很容易得到一筆犒賞嗎？他也就不會窮得那樣。相反的他卻和特務們反其道而行，這是為什麼呢？事實究竟是事實，不容顛倒，更不容誣陷，他雖死了，還有我們一些人——他的學生出來做證。因為他的一切都是我們目睹的。我在黨的領導和指示下做過地下工作，也有過一些策反工作的經驗，我們看到一些‘紅皮白蘿卜”，也看到了一些“白皮紅心蘿卜”似的人；從我們的工作中，從我們接觸的國民黨員中，我們都能體會到校長的當時的處境和他的內心。可是一些別有用心、而自己並不幹淨的人，想在他死後的枯骨上尋找借口，來掩飾自己的醜惡曆史，推卸自己的罪責，以他‘國民黨區黨部主任委員’的曆史，把他推向‘中統特務’的黑坑，使死後還受屈辱，使他的子女們受到連累，這是不公道的，也是使活著的人感到不平的。應該為他平反，恢複他本來麵目。正如張執一同誌說的：“唐校長不僅是黨的同路人，而且還是革命家屬，黨外誌士！唐氏兄弟姐妹是我們共產黨人難以忘記的，他們的精神是永遠同中國人民在一起的。
我讀了這些文字感慨萬千：張執一、李家楨這些共產黨員，積極地為一個“國民黨區黨部主任委員”主持公道，這是為什麼？——因為他們是在為一個純潔而又高尚的人伸張正義！而張執一寫下那篇《為人民做過好事的人，人民永遠不會忘記他——懷念黨的朋友唐義精校長》》，是在1982年3月，他去世前的病榻上，在與病魔的搏鬥中很艱難地爭分奪秒地完成的，我想其苦心，是要在死前為老校長澄清事實，除去加在他身上的誣蔑不實之詞，使其得到公正的評價——此情此景，又是讓人多麼感動呀！我還想，正因為有這樣一些伸張正義的人們，維護唐義精的清白，才使得1984年的紀念活動得以順利舉行，並給予唐氏兄弟以應有的也是極高的評價。
是的，曆史是公正的——“為人民做過好事的人，人民永遠不會忘記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