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還跟我談起1945年我的外公陸定一到重慶看望唐家的事情。這年12月我外公從延安來到重慶參加第一次全國政協會議，唐家人從報紙上得知了這個消息，決定與他取得聯係，便寫好一封信，並派唐宅禮和唐宅智兄弟倆送去。他倆一個走馬路左邊，一個走馬路右邊，便於觀察周圍情況。到了中共的新華日報社門口，見沒人跟蹤，宅禮飛步上前，把信往傳達室桌上一放，轉身便撤……報社將信轉交給了我外公。我外公根據信中提供的地址，來到了重慶南岸彈子石小石壩1號唐家的住地。他在門口向別人問路：唐家住在哪裏？當時唐宅芬正在門口玩，聽了就說，我就是唐家的。外公見了她，還以為宅芬是自己的女兒葉坪，以為唐家已把葉坪找回來了，將她緊緊地抱在懷裏。進了門見了大家才知道是個誤會。
後來外公在為了找女兒寫給鄧穎超的信中，也寫到了這次探訪唐家的情形：“唐家我在重慶時去看過，已經窮得不成樣子，因為一下子死了大的、四的、五的三兄弟，義貞的母親70多歲，還問我義貞的消息（一直瞞著她的）。”
唐宅德回憶說，外公看望後，臨走時提議要把唐宅樹、唐宅秀等帶到延安去，但老太太沒有同意。
熊明謙姥姥也曾說起過外公的這次探訪：當時她的兩個孩子不在家，到重慶的一個親戚家去了，外公沒有見到他們，堅持要到親戚家去看望。她便帶他去了。外公也問過她：去不去延安？她考慮到兩個孩子還小，武昌藝專也需要她，還是繼續留在學校為宜。
我想象外公與唐家、與老嶽母的這次見麵的氣氛一定是沉重的：一方麵，這個家庭還沒有從悲痛中解脫出來，而外公也無幸再與隻見過一麵的妻舅唐義精謀麵了。另一方麵，外公早就已經從賀怡口中知道了外婆犧牲的真實情況，但卻還要麵對不知情的老嶽母的訊問，還要繼續將實情瞞著她，要強裝笑容告訴她說：“義貞很好”，因為對於這位已是70多歲，且剛剛失去三個兒子的母親來說，誰也不忍心讓她的心靈再次受創、承受喪女之痛了。
總之，唐家在三兄弟死後，度過了一段難以想象的極其困難時期。但這個家族又具有極其頑強的生命力和生存能力，熬過了一個又一個難關，生存著、繁衍著、發展著……
武昌藝專在唐氏兄弟死後，自然也是元氣大傷，但唐氏兄弟所表現的奮鬥精神不死，鼓勵著武藝人力圖振作，努力不怠地繼續把學校辦好。唐義為死後，張肇銘肩起了校長的擔子，並兼負責國畫組；教務主任由蔣蘭圃先生之子蔣治民出任，並兼雕塑課程；總務主任仍由沈蓮池先生繼續連任——他承受著喪子之痛，但仍堅持將全身心投入學校的事業中；聘請周圭教授主持西畫組；唐一禾的得意門生楊立光畢業後本在重慶勵誌總社就職，在兩位先生去世後，毅然辭去原職，回母校任教，共度難關，繼承師長未竟之事業。唐一禾的另一高足劉一層，畢業之後一直留校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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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武昌藝專後來的情況，我知之甚少，因此，我對它的記述，也該接近尾聲了，下麵盡我所知，最後交待幾句。
抗戰勝利後，武昌藝專於1946年夏天遷返武漢。原來的武昌藝專舊址變成了兵營，學校隻好臨時將校本部設在漢口市府東五路的一幢五層樓建築中，另外由張校長主持的分部設在漢口郊區的“三元裏”的一幢依山傍水的二層樓房，該建築是校董徐源泉先生的別墅。
唐家也舉家返回武漢。
唐宅靜告訴我說：當時因為沒有直達船，中途在宜昌滯留了兩三天。
唐家回到武漢後，一部分人住在八鋪街的老房子裏，一部分如熊明謙與孩子、唐宅禮和家人即在漢口水塔街租了寧波會館的房子住，蔣蘭圃先生一家也住在這裏，因為這裏離學校近。
八爺沒有回武漢，因丈夫劉天民調東北沈陽，她隨他帶著孩子同去了沈陽。
回到武漢的唐家日子仍然過得極其艱難，大房一家仍然靠唐宅靜教書的收入為生，她回武漢後到中學教書，而且工作很不穩定，這個中學教一陣，那個中學教一陣，始終處在生活的危機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