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條水路上，要經過一個稱為“小南海”的險灘，這裏兩岸陡然變得狹窄，江中心水麵上突出一座山崖，使航道更加逼仄，江水變得湍急，水底還暗礁叢生，江水形成暗流和旋渦，是水上航行的險惡之地，曾經釀成多起覆舟慘禍。
船小、超載且要經過如此湍急險灘，由江津到重慶的船行之險，可想而知，也是人人心中明白的隱患，但船又不能不坐，除非老死不去重慶。於是隻有抱著一種僥幸的心理，暗中祈求老天保佑，或者得過且過，聽天由命。
唐義精作為一校之長，常因公事必須赴渝，所以是在此段水道上走得較多的一個，自然常常體驗行船的風險，且已經習以為常，久經考驗，遇險不驚。比如逢到放寒暑假，有時他與學生們同船赴渝，船上開飯恰好是在經過“小南海”險灘這段時間，船身傾斜，裝飯的木桶向船的一側滑去，他便丟下碗筷，跑過去緊緊抱住飯桶，並對學生們說：“不要緊，不要緊，我來抱住，你們放心吃好了。”此情此景，讓人見了怕要啞然失笑，但那笑又會驟然打住，並在內心裏被這樣的校長、這樣的行為深深感動——校長時時處處想的都是他人，風險之途更顯本真。
這就是武昌藝專搬至四川江津縣德感壩五十三梯時辦學的環境，從外表看，校舍簡陋，教學正常，生活平和，假日裏還有鄉野間才有的悠閑自得，置身自然，遠離塵囂，心境如浮雲野鶴。這在戰亂年代，確是難得的教書求學的福地洞天。
但在這一切的背後，誰又能知道，需要唐氏兄弟付出怎樣的艱辛、克服什麼樣的困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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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入川後的武昌藝專，每時每日都麵臨著巨大的難題。
這個時期學校的經費來源，一方麵靠教育部津貼流亡學生的貸金，另一方麵靠本地學生繳學費。可是，教育部的貸金常常斷檔，不能按期撥付下來。而且，靠貸金學習的流亡學生，由於通貨膨脹，偽法幣券一落千丈，抗戰初期尚能勉強維持生活，後來一個月的貸金，半個月的生活也難維持，而外地學生自宜昌淪陷後，經濟來源徹底斷絕。另外，有些本地學生沒有資格領取教育部的貸金，卻因家庭生活困難繳不起學費，失學在每時每日威脅著他們。但他們向校長一訴說，校長卻從來不會說叫他們別讀書，反而鼓勵他們克服困難，堅持學習，當然就要校長管他們吃，管他們住，允許他們緩繳夥食費，減免學雜費等等。唐一禾還把自己的紙張、顏料和衣物接濟其中最困難的學生。
摘取當時在武昌藝專讀書的學生寧的一段回憶：
一九四三年夏，我在重慶考取了武昌藝術專科學校。秋季入學前，忽然接到學校發來一封專函，說今年考入文科的戰區學生從四三年秋季起被國民黨教育部取消貸金了，要我暫緩入學，以免生活無著。可是我已經辭掉了中國電影製片廠的工作了，也實在舍不得放棄入學深造的機會，同時也抱著“天無絕人之路”的想法，還是按時去江津德感壩武昌藝專報到。
入校後的第二天，老校長唐義精找到我便問：“你收到學校發的信嗎？”我把情況說明了，同時又表達自己堅持升學的意願和決心。唐校長慈祥地笑了，又問我身邊帶了多少錢？我說大概夠一個月的夥食費，唐校長沉默了一下便說：“現在沒有貸金了，戰區學生今後是個大問題。”他略思片刻後又說：“這樣吧！你就莫繳學費了，但今後的夥食和學習用品還要靠自己去想辦法，學校很困難，解決不了這麼多啊！”我當時感到一陣陣溫暖，望著他慈祥的麵龐，心裏升起十分崇敬的感情。入學前曾經聽到校友們稱他為“老媽媽”，這第一次接觸的印象就使我親切地感到唐校長果真像一位慈愛的老媽媽。
一個多月後，夥食團催我繳夥食費了，我實在沒有錢了，隻好請求學校暫墊，一麵去信向重慶幾個朋友借錢，可那時候國民黨的小公務員都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一點點微薄的薪金很難養家糊口，更無餘款支援。我連續拖欠了幾個月的夥食費，眼看要被停夥了，內心十分焦急，想來想去別無他法，隻好硬著頭皮找老校長說明情況，並提出準備退學，希望校長介紹工作的要求。老校長沉默了許久，然後說：“你不辭掉重慶的工作多好，現在江津找工作很不容易，你又舉目無親，怎樣過下去……讓我想一下，你明天聽信吧！”第二天，唐校長又找到我和同樣情況的湖北同學金，說：“你兩人今後就為學校兼管一下圖書館吧，課餘時再幫教務處刻寫一點講義，夥食費以後就由學校負擔了。”我和金當時感動得直掉眼淚，因為我深知：武昌藝專正麵臨著極為艱難的時期，學校教職員工已經很長時期領不到薪金了，同時，學校也不缺人。但是，為了使戰區的學生不失學，不挨餓，不流離失所，唐校長是在勒緊自己的褲帶硬把我們收留了。
像寧這樣由學校救助，免於失學的情況，數不勝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