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苦的喜事
——鄧穎超
1
“我是從哪裏來的呀？”
這是每個孩子在一定年齡裏都會提出的問題——一個帶有哲學意味的問題。
它探尋的是生命的根基，血脈的源泉。
我似乎至今仍記得：一個冬日的午後，在背風向陽的小庭院裏，我向坐在竹椅上搓鞋繩的祖母這樣發問。
這個午後的陽光明亮而又溫暖，我的額上被曬出了一層細細密密的汗珠。我以為我將聽到一個離奇玄妙的故事，可是祖母的回答讓我大失所望。
“你是撿來的！”祖母張開沒牙的嘴，一字一頓地說，還特意在語氣上著重強調那個“撿”字。
“那麼，是從哪裏撿來的呢？”我失望之餘，又問，想把故事引向深入。
“山上。”
“那麼，是誰把我撿回來的呢？”
我差不多已經灰心喪氣了。
“你媽媽。你媽媽上山砍柴，看見你躺在山路旁，就將你用衣服兜回來了。”
“啊，是媽媽！”這時候我才一震，不覺在心中歡呼了一聲。
當夜，我做了一個夢：我恬靜地躺在山野路邊的一個草叢間，佯閉著眼睛，屏息斂氣，靜靜地等待著，等待著我所熟悉而又親切的腳步聲的到來……
我之所以敘述童年的這件小事，包括那個恬靜的夢，是想說明：生命與母親的紐帶是不能割裂的。哪怕是不懂得血緣為何物的幼小的心靈，當他依然能找到一種連結母親的方式，他的夢才能獲得一種安寧和甜美。
但當我把這個夢說給媽媽聽時，媽媽將我的頭撫在懷裏，沉重地歎息一聲，說：“孩子，你是媽媽生的，媽媽才是撿來的呀！”
在我懂事後，便知道這樣一個事實：
媽媽沒有媽媽。
也沒有爸爸。
自然，也就有了這樣一個事實：我從來沒有去過外公外婆家，外公外婆也從來沒有來過我的家。
媽媽的父母呢？
我的外公外婆呢？
後來，我慢慢從祖母、父親等大人的口中知道了母親的“來曆”。
母親是別人“送”來的。
那一年——我父親6歲那一年，我們家鄉——於都縣禾豐鄉一帶來了許多紅軍傷病員，我們上庫村也安置了一批。
紅軍傷病員來了後被分在各家各戶護理。據我祖母回憶，他們也還常常聚集在曬穀場上圍成圈唱軍歌哩。
又過了一些時候，到了掘番薯的季節（通常是在陽曆十一月份），在一個深夜，我們家的後門被敲響了。
開門一看，門外站著兩個男人。其中一個大家認識，他叫劉怡樂，是本鄉麻園人，區蘇維埃特派員，他的肩上挑著一副擔子。另一個就麵生了，個子很高，30多歲年紀。把他們迎進屋後，才又發現，那個陌生的男人背上還背著一個細妹。
他們是來找我的叔公賴長發的。我的叔公賴長發與我祖父一家分開過，但住屋是相連的，還共一個後門。叔公過著單身生活，任蘇維埃村代表。
劉怡樂是送那個陌生男人和那個細妹來的，送來就走了。那男人和細妹就在叔公家住了下來。
那細妹是個女娃，才3歲。
住得熟了，知道那男的叫張德萬。他自己說他原在部隊當夥夫，因為身體有病，要回家去。那個細妹是他女兒嗎？他說不是，是別人的孩子，他幫人家帶著。“人家”是啥人，他不說，也就不好打問。
那細妹白皮細肉逗人喜歡，但來到一個新地方，一開始怕生，老是怯怯地依在張德萬身邊。後來才與我大姑二姑玩熟了，夜裏就由我祖母領著與大姑二姑睡一個屋裏。
白天，張德萬與細妹卻形影不離，走到哪裏帶到哪裏。在住下來的那段日子裏，他也幫著叔公幹些活，有時候還會上山去砍柴，上山他也要把細妹帶去。據我們村的老農賴仁端回憶，那時候他是個十六七歲小夥子，張德萬砍柴總邀他一起去。去的路上，張德萬背著細妹上山。到了山上，他們砍柴，細妹就放在一旁玩。要回去了，張德萬將他們兩人砍的柴捆成一擔，他自己挑柴，讓賴仁端背細妹。回到村裏，就將柴禾分一半給賴仁端。他寧願自己挑重點，也要讓賴仁端騰出身來背孩子。
閑下來的時候，張德萬總喜歡抱著細妹坐在村頭的土坡上，眼睛直直地望著東邊的大山出神。那時土坡上有一棵老楓樹，他們就坐在老楓樹露出地麵的虯根上，常常半個時辰都不動。人們看著納悶兒：那山有啥好看呢？再仔細一琢磨：哦哦，他們不就是從山那邊過來的……
我們那地麵與會昌縣交界，山的那邊，就是會昌縣的白鵝鄉，會昌又與瑞金接壤。
細妹對張德萬的稱呼也讓村人覺得奇怪——細妹稱張德萬為“好媽媽”！細妹“好媽媽、好媽媽”地叫得親熱，張德萬也“嗯、嗯”地應得順口。張德萬可是個男的呀，怎麼叫了個“媽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