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地理位置有點特殊：它是坐落在北京的心髒地帶——東單銀街上的一個歐羅巴式大院落，距長安街有一站地，距天安門廣場三站地，我自己形容為“一箭之遙”。
要完成這“一箭之遙”的行進，共有四種方式可選擇：（1）步行，需40分鍾。（2）騎自行車，需15分鍾。（3）乘公交車，包括步行到車站、等車、塞車等因素，大約需30—10分鍾。（4）打的，如果不塞車的話，一去15—20分鍾；但回來可就困難了，因為第一打不到車，長安街上不允許出租車空駛，更不允許隨便停車。第二，東單路口不允許左轉彎，必須前行到兩公裏以外的建國門繞二環路口回來，中間需耐心等待東單、北京站兩個大紅綠燈，這麼一去一來，時間就沒譜了，一小時開外也是題中之意。
聰明的讀者早曼就看出來了，我抵達人民大會堂的最佳方式，肯定是騎自行車了。而且多年來，騎車一直是我上班的交通方式，這可以一直追溯到上世紀70年代我剛參加工作時，就天天騎車20裏地上下班，一來一去兩個小時，風雨無阻地騎了八年，於是我的身體就很棒。現在我家離就職的光明日報社僅“半箭之遙”，騎自行車15分鍾就到，而若開小車，單是過崇文門路口就得20分鍾，所以我也沒買私家車，非不能也，實在不需也。
就這麼著，當記者20多年來，無數次去人民大會堂開會，每次我都是騎車去，一直很自在。可是近三四年來，我發現出問題了——社會財富使社會的精神環境發生了根本性變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最基本觀點：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意識形態），以至，它對我竟產生了一種幾乎是不可抗拒的擠壓！
用建築界的話說，北京這張“城市大餅”越攤越大，居住在城裏的人逐漸都遷到城外三環、四環、五環乃至六環，私家車當然就順理成章地越來越普及。加上國家經濟騰飛的大好形勢，公家車也變得越來越多越豪華，與六萬輛出租車彙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北京大街小巷上極為壯觀的汽車長龍。
世上凡事，有因就有果。於是理所當然的，北京人也就變得更懶了（“北京大爺”一向就有“懶”的惡名），能坐車就絕不走路，能坐小車就絕不坐大公共。到人民大會堂開會的各色人等，包括我們這越來越龐大的記者群，也漸漸的都變成了先富起來的小車階級。有一次，我又騎車到了人民大會堂東門，發現竟隻有我一輛自行車了，警衛因此長了臉，競不讓我把車放在以往一直放自行車的小樹林內。我心裏不服，一直等著不進去，我是想看看是不是就我一個人還騎自行車？結果真是大出意外，果然是“孤家寡人”了，於是我感歎自己真是“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了！
此時再一留心，才發現我一向是太粗心大意了，還隻蒙著眼睛活在自己的主觀內心裏，全沒看到金利來、銀利來、鑽石利來、超級財富利來……所裹脅而至的時尚消費主義大潮，早就使社會思潮的風向扭轉，更使周圍人們的心態發生了核裂變。同事們、同仁們、朋友們見我騎著車來，往往都是衝口而出：
“怎麼還騎車呐？你！”
我就笑笑。隻好笑笑。因為此時，即使我自己再在我的蠶繭小窩裏活得主觀幸福，我也聽出了“大雪滿弓刀”的弦外之音。這裏麵的潛台詞頗多，有“你該買輛小車了”，有“至少也應該打輛車”，還有“掉價兒”、“離譜兒”、“窮酸兒”、“摳”等等，等等。以前我聽了全不往心裏去，笑答一句，也就拋在腦後了。可現在，一次兩次八次十次、二十次……我意識到壞了，自己簡直成了新聞界的貧下中農了，因而漸漸的，競也覺得臉上有些掛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