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古到今，寫書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的文學愛好者折騰一輩子也寫不出什麼作品來。寫作不僅要耐得住“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的寂寞，付出“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的艱辛，而且還要經受經費的困擾，承擔各種風險。在沒有涉獵長篇小說創作的時候，手捧沉甸甸的《紅樓夢》、《水滸傳》、《西遊記》和《三國演義》等名著，就對作者產生了由衷的敬意——要把百萬文字堆碼成膾炙人口的故事，結集為厚厚的書錠，那比修築長城不知要難多少倍？到了自己也拿起筆堆碼文字遊戲的時候，社會已經進入互聯網的高科技信息時代，用電腦代替了手工操作，有別於“四大名著”創作時期的小楷狼毫一筆一劃地組建文字結構。寫作的難還不僅僅緣於創作工具和方式，更重要的是創作環境和心態。環境優雅適中，心態良好，創作效果自然就好，否則就難以進入狀態，而各個作家對環境的要求也是不盡相同的。心態也是因人而異，千差萬別。我的心態是：工作越忙，生活越充實，狀態就越好。有時候生了氣也會激發創作靈感。但卻經不起病痛的折磨。
《花旦》的創作還算順利。2002年6月13日，醞釀數載的社火戀》受慶陽民俗文化節和畢飛宇中篇小說《青衣》改編電視劇的雙重影響，終於落下了鄭重的一筆。可寫了數萬字的時候，卻自覺不自覺地回到了《社火戀》的老路上，左衝右撞衝不出樊籠。寫了撕撕了寫地折騰了一個星期，折騰了一場莫名其妙的怪病，吃藥、打針、輸液、針灸、按摩，中藥西藥輪換服用，仍不見效，而且還有愈來愈重之勢。病急亂投醫。胸透、肝功、常規化驗、B超、T3T4，一一檢查，還是查不出病因，反反複複折騰了四十多天。那時候的那個焦急難受，沒有一個詞語能表達準確。每天呆在家裏睡也不是坐也不是，就隻好強打精神到單位上班。性格好強的我仍然假裝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照常主持單位工作，策劃活動，審閱稿件。但隻要背過單位員工，就覺得渾身散了架，頭重腳輕，甚至天旋地轉。那時我想：《花旦》恐怕是走不到台前了！
單位有位同誌覺察到我在不動聲色地寫長篇，就時不時地鼓勵我：“您寫，哪怕再臭、再不行，您也要把它寫成。寫成就是成功。”是的，寫成就是成功！於是我就痛下決心，堅持寫。病愈之後狀態出奇的好，我就為自己定了每天寫3000字的任務，完不成不休息。雙休日一天競能完成1萬多字。這樣，26萬字的《花旦》毛稿便在短短的三個月時間內在病痛和繁忙的工作夾縫中完成了。《花旦》脫稿後正趕上寧夏區黨委宣傳部組織征集“新綠叢書”稿件，我將毛稿送去，結果被慧眼識中，很順利地列入出版選題。沒想到，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就這樣在不容易之中輕而易舉地問世了。小說與讀者見麵後，好評如潮，有評論稱之為“寧夏的《白鹿原》”和“大西北民俗寶庫。”這使我信心大增，就著手創作續集。“下集”隻寫了一章萬把字，就到了年終各項工作考核總結驗收階段，還得籌辦一年一度規模較大的迎春團拜會，就不得不停下了筆。不想這一擱筆就是三個月，到了2003年3月份才又動筆。剛剛進入狀態，“非典”突如其來。但這並沒有影響我的創作，我每天一邊記錄“非典”情況，一邊小心翼翼地創作，5月下旬便完成了。下部完成後，作品中的人物其實並沒有完成使命，而是都在躍躍欲試，意在粉墨登場。我就不辱使命，接著再寫真正意義上的下部，完成的下部自然就成了中部。下部寫到第九章時，兒子結婚及單位瑣事糾纏得身心憔悴，又不得不停筆。創作勢頭正旺，一旦擱筆，再提筆時就很難進入狀態。但我不能半途而廢。我用各種辦法迫使自己堅持堅持再堅持，經過一段時間的“磨合”，終於一鼓作氣地攻下了“花旦”這座堡壘——三卷本的《花旦》便在一年半的時間內，在病痛、家務和繁雜的工作夾縫中完成了，當時寫完最後一筆時，我看了看表，手機電子屏上顯示著：12月11日9時16分（晚）。我打開臨街的窗戶，望著街上五光十色的街燈和來回穿梭的車輛，長長的舒了一口氣，迎麵撲來的寒風不覺得冷，而是覺得清爽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