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有個夢。
這個夢,她曾在西部萌芽,讓我一生為之傾心傾情,一發不可收。這個夢,浪漫、美妙不能忘,愈是艱難愈要尋……
八十年代末,我瘋狂的愛著三毛的人及她所有的文字,也就是在那個時候,父親訂了陝西的一家報紙,名為《星期天》,那年月這類報紙在縣城還很少,我們能看到的隻是幾種黨報,所以這個報紙給了我一種全新的感覺,也就是通過這張報紙,我很快讀到了賈平凹先生的“哭三毛”、“再哭三毛”。
在我熱愛的文學生涯裏,在我執著追求的文字遊戲的夢靨裏,“倪霞”這兩個字第一次真正變成鉛字也是在《星期天》的報紙裏,盡管隻有一句話,盡管我的單位和名字加起來比這一句話還要長,可就是這一句話,這一個名字的鉛字給了我無限的欣慰,讓我在開啟夢的門裏找到了一把興奮而刺激的鑰匙。
清楚記得1989年《星期天》報紙開辦了征集“凡人語”欄目,我也寄上了十多條自己的小話語過去,沒多久,夢一般地,我在報紙上見到了自己的單位和名字及那一句短短的話:“上班的那一天,父親對我說要學會接受委屈。”雖然隻有一句話,可我興奮的拿給父親看。在以後的歲月裏,隨著各種報業的掀起,無論怎樣,我總是難以忘懷陝西的《星期天》。
帶著尋夢的感覺,我從武漢至蘭州,敦煌轉至西安。我見到了明代的古城樓;見到了秦始皇兵馬俑;見到了魂牽夢縈的阿房宮……見到這些該滿足了。可心頭的些許牽掛卻怎麼也揮之不去,我多想見見陝西作家群裏的某位大師。
我流著淚讀完路遙的《平凡的世界》;陳忠實《白鹿原》裏的人物擾亂著我整一個月不得安寧;我用別樣的心情看賈平凹的《浮燥》、《天狗》、《白夜》、《懷念狼》等等。就連這次西行我帶的書也是陝西籍作家張敏先生的《死巷》,《死巷》的後記讓我十分感動和敬重,那是一種特殊的執著和精神。
那個古都,未必從來都是孕育夢的種子的地方?
我隻是一個小小的我,我隻是憑著自己的一份熱情與摯愛,我從不奢求成功,我總是隨緣做著一切,今天也是如此,既然到了這個城市,我多想與某位大師見上一麵,也不枉尋夢之行。
拿著手機打“114”查尋,幾個電話都是說保密,人太有名,事務纏身,需要保密是正常,載著我的“的哥”都被我的精神所感動。在我幾乎絕望時,突然想起了所帶的書《死巷》,於是找出來翻看,竟有電話號碼,我試著撥通電話,接電話的果然是張敏老師本人,當他聽說我來自湖北,忙說你搭車到我家來,我到樓下接你,我的標誌是滿頭白發。
我高興的讓“的哥”載我到“西安北郊方家村小區”,來樓下接我的張敏老師滿頭銀發,但人特別精神,穿一件條紋T恤,拖一雙拖鞋,皮膚光滑,要不是滿頭白發,看上去是很年輕的,慈祥的臉卻透著娃娃氣。
張敏老師說他剛從北京回來,說他也常到武漢《今古傳奇》去做客,還說我的運氣不錯,今天他家裏還有兩位作家,一位是《最後一個匈奴》的作者高建群老師,一位是陝西電視台國際部的安老師。
進張敏老師的家,首先見到的是客廳門上的四個大字“文囚張敏”,客廳內醒目的木匾上是高建群老師瀟灑有形的書法“煮字釀文沸騰天下”,家的裝飾完全是一種文化格調,清新淡雅,滿室浮動著書香墨香。
我們聊著,說著。如果說張敏老師是滿頭白發透著清風道骨的氣質,那麼高建群老師則是不多言談質樸深沉的性情中人。
他聽著我的故事,馬上說拿紙筆來,我為這小姑娘寫幅字,於是大夥都動了起來,張老師及其夫人忙找紙拿筆鋪桌子,高老師寫,安老師在一邊拿紙團按寫下的字(不讓寫的字流了墨水)。安老師還說你今天見到的兩位作家是文章好人品好的作家。張老師拿印章,一張寫下來,高老師不滿意又重寫一張,我說兩張我都要,一時間我好感動,我,一個遠方的小女子,何德何能勞這些大師們的大駕,可我一個感激的字都羞於說出口。
在我告別的時候,我不讓送,張老師卻拿著一把剪刀,說下樓剪花順便送送。張老師又給了我賈平凹和陳忠實兩位老師的電話號碼。
手拿著兩位大師的碼號走下樓,走出小區,我的激情已得到滿足,我沒有馬上叫車,也沒有打電話,而是慢悠悠地走在這個陌生而向往的城市的街邊,在人來人往茫然的天空下。這時我才感覺到我的腳好痛,我的整個身體好累,算來我已出門10天了,10天的奔波,我從來沒有感覺到累過,我一直處於一種亢奮的狀態。
捏著電話號碼,拿著手機,我猶豫著不知該不該打這兩個電話,在小區出來的小巷處,我找了一家小吃店坐下來,我調整著自己的心情,我感覺著自己滿身滿臉的疲憊與憔悴。於是,我決定不打這個電話了,我把他保留下來,讓他留在我夢與現實的邊緣。
人生很長,有緣自會相見,至少今天我很滿足。
2001年5月26日於鳳池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