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有個夢。
這個夢，她曾在西部萌芽，讓我一生為之傾心傾情，一發不可收。這個夢，浪漫、美妙不能忘，愈是艱難愈要尋……
八十年代末，我瘋狂的愛著三毛的人及她所有的文字，也就是在那個時候，父親訂了陝西的一家報紙，名為《星期天》，那年月這類報紙在縣城還很少，我們能看到的隻是幾種黨報，所以這個報紙給了我一種全新的感覺，也就是通過這張報紙，我很快讀到了賈平凹先生的“哭三毛”、“再哭三毛”。
在我熱愛的文學生涯裏，在我執著追求的文字遊戲的夢靨裏，“倪霞”這兩個字第一次真正變成鉛字也是在《星期天》的報紙裏，盡管隻有一句話，盡管我的單位和名字加起來比這一句話還要長，可就是這一句話，這一個名字的鉛字給了我無限的欣慰，讓我在開啟夢的門裏找到了一把興奮而刺激的鑰匙。
清楚記得1989年《星期天》報紙開辦了征集“凡人語”欄目，我也寄上了十多條自己的小話語過去，沒多久，夢一般地，我在報紙上見到了自己的單位和名字及那一句短短的話：“上班的那一天，父親對我說要學會接受委屈。”雖然隻有一句話，可我興奮的拿給父親看。在以後的歲月裏，隨著各種報業的掀起，無論怎樣，我總是難以忘懷陝西的《星期天》。
帶著尋夢的感覺，我從武漢至蘭州，敦煌轉至西安。我見到了明代的古城樓；見到了秦始皇兵馬俑；見到了魂牽夢縈的阿房宮……見到這些該滿足了。可心頭的些許牽掛卻怎麼也揮之不去，我多想見見陝西作家群裏的某位大師。
我流著淚讀完路遙的《平凡的世界》；陳忠實《白鹿原》裏的人物擾亂著我整一個月不得安寧；我用別樣的心情看賈平凹的《浮燥》、《天狗》、《白夜》、《懷念狼》等等。就連這次西行我帶的書也是陝西籍作家張敏先生的《死巷》，《死巷》的後記讓我十分感動和敬重，那是一種特殊的執著和精神。
那個古都，未必從來都是孕育夢的種子的地方？
我隻是一個小小的我，我隻是憑著自己的一份熱情與摯愛，我從不奢求成功，我總是隨緣做著一切，今天也是如此，既然到了這個城市，我多想與某位大師見上一麵，也不枉尋夢之行。
拿著手機打“114”查尋，幾個電話都是說保密，人太有名，事務纏身，需要保密是正常，載著我的“的哥”都被我的精神所感動。在我幾乎絕望時，突然想起了所帶的書《死巷》，於是找出來翻看，竟有電話號碼，我試著撥通電話，接電話的果然是張敏老師本人，當他聽說我來自湖北，忙說你搭車到我家來，我到樓下接你，我的標誌是滿頭白發。
我高興的讓“的哥”載我到“西安北郊方家村小區”，來樓下接我的張敏老師滿頭銀發，但人特別精神，穿一件條紋T恤，拖一雙拖鞋，皮膚光滑，要不是滿頭白發，看上去是很年輕的，慈祥的臉卻透著娃娃氣。
張敏老師說他剛從北京回來，說他也常到武漢《今古傳奇》去做客，還說我的運氣不錯，今天他家裏還有兩位作家，一位是《最後一個匈奴》的作者高建群老師，一位是陝西電視台國際部的安老師。
進張敏老師的家，首先見到的是客廳門上的四個大字“文囚張敏”，客廳內醒目的木匾上是高建群老師瀟灑有形的書法“煮字釀文沸騰天下”，家的裝飾完全是一種文化格調，清新淡雅，滿室浮動著書香墨香。
我們聊著，說著。如果說張敏老師是滿頭白發透著清風道骨的氣質，那麼高建群老師則是不多言談質樸深沉的性情中人。
他聽著我的故事，馬上說拿紙筆來，我為這小姑娘寫幅字，於是大夥都動了起來，張老師及其夫人忙找紙拿筆鋪桌子，高老師寫，安老師在一邊拿紙團按寫下的字（不讓寫的字流了墨水）。安老師還說你今天見到的兩位作家是文章好人品好的作家。張老師拿印章，一張寫下來，高老師不滿意又重寫一張，我說兩張我都要，一時間我好感動，我，一個遠方的小女子，何德何能勞這些大師們的大駕，可我一個感激的字都羞於說出口。
在我告別的時候，我不讓送，張老師卻拿著一把剪刀，說下樓剪花順便送送。張老師又給了我賈平凹和陳忠實兩位老師的電話號碼。
手拿著兩位大師的碼號走下樓，走出小區，我的激情已得到滿足，我沒有馬上叫車，也沒有打電話，而是慢悠悠地走在這個陌生而向往的城市的街邊，在人來人往茫然的天空下。這時我才感覺到我的腳好痛，我的整個身體好累，算來我已出門10天了，10天的奔波，我從來沒有感覺到累過，我一直處於一種亢奮的狀態。
捏著電話號碼，拿著手機，我猶豫著不知該不該打這兩個電話，在小區出來的小巷處，我找了一家小吃店坐下來，我調整著自己的心情，我感覺著自己滿身滿臉的疲憊與憔悴。於是，我決定不打這個電話了，我把他保留下來，讓他留在我夢與現實的邊緣。
人生很長，有緣自會相見，至少今天我很滿足。
2001年5月26日於鳳池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