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在早餐桌邊，出現了一付新麵孔，在我對麵坐著一位年輕女孩，我僅僅坐下時才看了她一眼。在與這位個子有點高、長得溫柔端莊的女孩交談時，她的舉止十分謙和。不久，這位女孩的聲音引起了我的注意，這聲音又像，又不完全像我昨天夜晚聽到的女聲。一會兒，另一位女孩，比她大幾歲，走進房間，坐在她的左邊，對她溫柔地說“早上好”。聽了她的聲音我非常吃驚。無疑，第一個女孩提醒了我，她就是昨夜我在樹林中看到的女人，正坐在我麵前，“習性如其人”。
這足以證明，她倆是親姐妹。我腦子亂極了，十分憂慮，我會被當作一個冒險故事中的沉默而可恥的英雄，憑良心說，這英雄隻是一個偷聽的角色而已。我隻是匆忙喝了一杯女招待端來的微熱咖啡，就離開了餐桌。我走到室外的場地上，我聽見一個宏亮的、鏗鏘有力的男聲哼唱著歌劇《燙手的鈔票》中的詠歎調。我不得不說，他唱得精彩無比，但我總覺得這聲音中隱藏著令我可憎的東西，我說不出個所以然，就立即走開了。
大白天回到木屋後，不久，我看見二個女孩中的老大站在旅館的大門外，她身邊是一個高個子男人，身穿黑色外衣——這男、人我一直想看上一眼。一整天我腦海裏盡想著他們，現在，我下定決心將事情要弄個水落石出，選擇除了不道德或低級下流之外的任何方式。
這男人正和藹可親地對他的同伴說著什麼，但我的腳步聲在鋪滿沙礫的散步處響起時，他停下不說了，轉過身仔細打量著我。他中等年紀，膚色黝黑，異常英俊。他的服飾完美無缺，舉止輕鬆優雅，臉上顯得悠閑自在，沒有一絲一毫的粗魯無禮的意味。然而，一種明晰的情緒侵擾了我，這種情緒源於記憶中紛至遝來的分析，是憎惡和死亡的化合物——我不願稱之為恐懼。過了一會，男人和女孩一同消失了蹤跡。他們似乎布下了一個深深隱藏的圈套。我一進入旅館，就看見他們走進了休息室，但他們僅僅走到一扇落地窗前就站住了。
我拐進女房東的房間裏謹慎地和她轉彎抹角地談到她新的房客，我的女房東證明她並不總是可親可敬的。我希望，重新陳述一下英語語法的小小尊嚴，事情是這樣的：這兩個女孩是來自舊金山的葆琳和夏娃·梅娜兩姐妹，葆琳是老大。這位男子是她倆的監護人名叫理查德·貝寧，他曾經是她倆父親的最親密的朋友，她倆父親早已去世了。貝寧先生將她們帶到布朗維爾來，是希望高山氣候能有益於夏娃的健康，她看起來憔悴得可怕。
敘述完這簡短的編年史，女房東又埋頭繡起一幅頌詞的金匾來，頌詞豐富地表達出她對貝寧先生的感激之情，他有能力付給她最高的房租。他有付好心腸，對她來說是顯而易見的，他對兩位美麗的被監護人關懷備至，無時無刻不為她們的舒適生活而牽腸掛肚。這證據對我來說並不充分，我默然地想起蘇格蘭法官的判決，“證明無效”。
當然，貝寧先生對他的被監護人是最細心不過的了。我在鄉間漫步時，就常常和他們不期而遇——他們有時和其他客人結伴同遊——在山穀裏探險，在溪水中垂釣，用來福槍打獵，心甘情願地過著單調乏味的鄉村生活，盡管我看見他們十分親密，但無論如何也無法解釋在樹林中偷聽到的奇怪對話。我變得十分忍耐地與兩位女孩熟識起來，能夠相視一笑，甚至和她倆的監護人不計前嫌地互致問候。
一個月過去了，我幾乎對她倆的事情變得淡漠起來，就在這時的一天晚上，我們整個小小的社會被一個意外事件拋入了亢奮之中，這事件不禁又使我回想起樹林中的經曆。
葆琳，姐姐中的老大死了。
這姐妹倆住在客棧三樓的同一間臥室裏。在一個灰漾漾的清晨，夏娃醒來發現葆琳死在她身邊。當這可憐的女孩在遺體邊痛哭時，一大群長噓短歎的人們將她圍在中間，貝寧先生進入房間內，顯然要將她立即帶走。她從死者的身邊慢慢地朝門口挪動著腳步。
“就是你，”她叫道——“就是你幹的。是你——是你——是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