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詔敕表明景泰帝痛定思痛，決意將“民惟邦本”的理念付諸行動，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僅僅停留在口頭上。
然而，景泰帝的權力基礎十分脆弱，隻有守住北京，他才能坐穩帝位，若能進而使得大明中興，則會文治武功，青史留名。反之，若京城不保，被迫南渡，他的下場恐怕會狼狽不堪。
說到底，景泰帝是臨危受命，接手的是一個爛得不能再爛了的攤子，沒有與社稷共存亡的誌向，他是絕對不敢接盤的。從這層意義上講，當初的再三辭讓透露出了他內心的焦慮感，並非全是作秀。
恰在這個時候，朝中源自土木堡兵敗的義憤與激情漸漸散去，各類雜音相繼傳來。不少老臣向景泰帝施壓，逼他與瓦剌人媾和，還有人出言尖銳，逼他設法迎回上皇的聖駕。
他在用人上也受到了某些人的抵製。內閣首輔曹鼐捐軀，馬愉早已病故，陳循推薦商輅、彭時入閣，充實閣僚，但身為正統十二年新科狀元、接受過正統皇帝禮待的彭時公然抗旨，不願入閣。
而北境一片亂象，到處都是腥風血雨，邊軍隻能躲在城堡內閉城自保，無數邊民正遭受著瓦剌鐵騎的蹂躪，景泰帝為此憂心如焚。僅在山西一地，大量邊民逃入山中避難，但韃賊四處搜山，殺害邊民數十萬，搶走牛羊騾馬數十萬頭。
麵對殘酷的現實，景泰帝須做出曆史性的抉擇，為此，他傳來於謙與朱祁銘，就內亂與外患孰輕孰重、孰急孰緩給出最後的決斷。
在朱祁銘看來，有於謙在場，自己隻須做個聽眾即可。
果然，於謙不負所望，對時局做出了清晰的判斷：“啟稟陛下，如今府庫空虛，平定內亂與抵禦外侮難以兼顧。也先狼子野心，欲壑難填，大明萬不可對他心存幻想。而江南叛民其行當誅，其情堪憫，當初朝廷定下剿撫並舉、以撫為主的策略，但有司不得其法，一味用強，致使內亂愈演愈烈，望陛下明鑒，而今安撫叛民還來得及。”
“朕正有此意！”景泰帝興奮地站了起來，“傳朕敕諭：‘朕體上天好生之心，一視同仁，無間遐邇。乃者福建、浙江、湖廣、廣東、貴州等處頑民反叛，劫掠鄉村，為盜不已，究其所由，皆因有司不能撫治所致。朕即位之初，已嚐大赦天下，尚慮謀反大逆赦所不原者，無由自新，官兵累歲誅殺，非朕體天好生之意，茲特頒恩，自詔書到日，凡常赦所不原者，不分首從，鹹赦除之，悉令複業······”
本來，叛逆罪不在新君登極時的“大赦”之列，但景泰帝仁心大發，破例施恩，不分首從，隻要叛民願意接受安撫，一律既往不咎。
這道恩旨對時局的影響具有重大意義，清晰地表明了景泰帝的治國理念，那便是“對內懷柔，對外用強”！
事後證明，對叛民破例施恩，效果極佳，不出倆月，浙閩一帶的內亂便日漸式微，遠征的京軍得以脫身回京，大明得以集中力量對付瓦剌這隻喂不飽的野心狼。
當然，這是後話。此時的朱祁銘心中有分釋然，告退後，就想如約赴東安門外見那些勳戚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