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1924年官方未舉行頒獎儀式，所以也沒有頒獎辭，改由霍爾斯陶穆先生為萊蒙特的得獎作品《農民們》撰寫的這篇論文代替。
這本富於想像力的波蘭小說是從自然主義的觀點落筆的，文體也直接學自左拉，尤其是受左拉小說《大地》的刺激，但作者對這本書並不崇拜，而是憤慨。這本書對社會各階層的描寫非常刻板、粗糙而不實，但書中的故事卻正是萊蒙特最熟悉而珍惜的經曆。對各種生活的了解，萊蒙特都靠親身體驗，不像左拉隻憑草率的新聞資料研判，去下主觀的結論，他追求的是未經理論曲解過的真實。盡管如此，他的實證作風最早還是源於左拉的影響，《農民們》（1904—1909）中，左拉的影子隱約可見。它反映現實環境裏的群體生活，以及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筆法上脫胎於自然主義，但體製上卻是史詩的格局。
對現代人而言，從敘事作品中辨識史詩的條件是：完整的體裁、和諧而一貫的格局，以及統籌全局的氣象，更重要的，還得描寫受苦與奮鬥的故事。在一種概念式的體裁下要表現這麼多的特色，全靠我們的靈思感應，否則不易成功。原則上，動蕩的情節和人物的奮鬥要一步步推展開來，使它們像相激相逐的浪花，活躍於平靜的文字藩籬之外，情節務必切題而不流於感傷的俗套；布局則必須明確、明亮而開闊，使出場人物都能各展所長；同時，詩的統一與和諧不可忽視。
因為現實與理想的懸殊所造成的絕望，一定要避免——史詩人物本來就不應該怕苦畏難的。另外，人物再怎麼樣也不可以像遭遇大難的人那樣失魂落魄，他們應該隨時精神煥發、生龍活虎，齊心向目標挺進。出場人物不論崇高磊落或猥瑣卑微，都應該逼真生動。
這些條件，萊蒙特的《農民們》都具備了。衡情度理，現代文學是不容易在這種文體裏尋求發展的，但“農人”的題材卻適應了這種文體的需要。既然鍾情於這種文體，作者便兢兢業業、毫不馬虎，這便是本書值得推崇的地方。
作者筆下的波蘭農人純樸、率真，頗具原始麵貌，這些正是史詩人物必備的條件；然而，為了特意迎合這種崇高的文體，相對的缺點也就不可避免了。這些人物很少有鮮明的個性，即使部分有值得發揮的地方，作者也都寫得很含蓄。這些人物的英雄形象表現在自律和責任上，在集體意識的籠罩下，個人思想並不十分突出。全書中，我們所看到的生命意識是村人對共同土地的維護，而非對私人財產的偏心。至於婦女的刻畫，也並沒有很特殊的意義，像漢卡的殷勤柔順，都隻是村人共有的責任感之一而已。
在這塊流水縈繞的低地上生存的農人，似乎也沒有什麼明確和冷靜的道德準繩，他們像風中的蘆葦，風吹來就低頭，火來時就燃燒，熱情所及，難以自製。遠古以來，他們就得和那些占有這塊土地的人爭鬥，因為這是他們生命的憑依。等到有一天，外來的主人給他們耕作，卻不給他們主權時，他們一度也會消沉而認命，可是在不可避免的焦慮中，卻也會采取強硬的手段，但他們的手段並不足以爭回自己的麵子——他們的麵子裏是含有一點虛榮心的，這種虛榮心脆弱得支撐不住人性的尊嚴。說來，他們的舉止實在和小孩子一樣天真——他們原本就是率直而敏感的一群，也因為這種性格，才使得故事更有趣。另外，這些人強烈的想像力很令我們好奇，這種想像力成為他們貧窮而脆弱的生活中的一扇窗子，能閃現出溫婉而美好的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