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司玉笙小小說雜感王衛東和玉笙相識，已近二十年了。對小小說這種文體的真正關注，亦是從他那裏開始。雖然在此之前也讀過《聊齋》《世說新語》，看過歐·亨利、星·新一的作品，甚至在課本上讀過魯迅的《一件小事》《立論》等，但那時，小小說還沒有作為一種獨立的文體被社會所公認。概括起來說，小小說成為小說的四大家族之一而崛起於當代中國，是近三十年的事。作為小小說的主將之一，玉笙親曆了崛起的過程，作品貫穿了新時期小小說創作的各個階段，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三十年間，他出版了四本小小說集，發表了三百多篇小小說，被譽為小小說作家中的思想者。因此，對他的作品進行梳理和研討，對探討新時期的小小說創作是很有意義的。
一、風格的嬗變：從《“書法家”》到《高等教育》
1983年，《“書法家”》的發表在中國文壇似橫空出世，反響強烈。經過二十多年的檢驗，已被證明是中國小小說史上的經典之作。這是一篇建立在對中國社會深刻洞察基礎之上的扛鼎之作，作品在詼諧超然的筆調下，蘊藏了作家如黃河般洶湧澎湃的思想與思考。這篇作品隻有二百五十字，但他通過一個人物，一個場景，一個細節，一個疑問，用“同意”這兩個字完成了一個巨大的發現。而這種發現比我們用肉眼看到的現實更真實，也更震撼！它讓讀者有一種“醍醐灌頂”式的猛醒。而在此之上，作家又貫穿了一種超越悲憤的冷幽默，使一種虛構的真實在荒誕中極富象征、反諷的喜劇效果。這樣一種因司空見慣的麻木而被忽略了的發現，由現象而直達本質，在深入淺出、不動聲色之中自有一種力透紙背的穿透力，它頃刻間把官僚體製的醜陋愚昧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把一種貌似高尚公正的存在鞭打得體無完膚。而辛辣中的溫柔一刀——“能寫好的就數這兩個字(同意)”，又常常使人們在微笑中含淚沉痛地思考。如今，二十多年過去了，可“高局長”仍未“退休”，一些人至今還在靠著寫“同意”過日子。《“書法家”》的憂患意識、現實意義和獨特價值至今在中國小小說史上無可替代。
如果說《“書法家”》是計劃經濟時代的產物，那麼發表於上世紀九十年代的《高等教育》，則是市場經濟時代弘揚民族精神的一曲壯歌。這是一篇一千二百字的作品，它通過高考落榜生強成長為職業經理人的過程，提取出“自尊、自愛、自信、自強”的民族精神，從一個側麵反映了在新的曆史條件下，作家對個人前途、民族文化、國家命運的強烈關注，折射出在社會轉型之際，作家對商品時代價值重構、中西文化融合等重大問題的深層思考。在經濟全球化、政治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在一些人精神危機崩潰，價值觀彷徨迷失之時，及時釋放出“商道即人道”、“人人自強、民族必強”的時代思考，表現了一個作家一貫勇於站在時代前沿思索的勇氣，並通過主人公的言行，堅定表達了對本民族文化和價值觀的強烈自信，讀來發人深思，令人振奮。在人物塑造上，《“書法家”》中的高局長、《高等教育》中的強和強的母親沒有一筆肖像描寫，作品就像一幅時代的水墨畫，他們是時代大背景下的淡墨人物，而我們感受到的，卻是畫麵中留下的大量空白所給予我們的思想衝擊。人物作為思想的象征、意識的符號在畫麵上是流動的，有氣場的，他們靈魂的氣息，思想的氣象已漲滿整個畫麵。用抽象的、可感的思想直接塑造人物，可謂不射之射的大手筆，也使語言簡潔到極致。毫無疑問，高局長的姓氏是一種隱喻和反諷，強是商品時代我們民族自強不息精神的一個代表，而強的母親雖然沒有出場，但無形中已是中華母親的象征。
在三十多年的創作生涯中，玉笙不靠改編模仿別人生存，不以情節的出人意料標新立異，而是以平中出奇，淡遠深邃的思想見長。他的小小說給人的感覺，就像是武中的太極，酒中的茅台，果中的橄欖一樣，悟透了，釀透了，熟透了，不以先發製人掠人耳目，而以後發製人、醇厚綿長、回味無窮取勝。《“書法家”》寫到“同意”是個好的故事，像是一篇小小說了，但寫到“能寫好的就數這兩個字”便有了思想。在生活中，他似乎總是多看了一眼，總多了一些宏大而縝密的思索。如果說《“書法家”》還有奇崛，那麼到了《高等教育》，則像是沒有了技巧，小說從一開始便大道低回，似一彎溪水自由自在地向前流淌，完全是水到渠成，一派天然。總之，從整體上說，在《“書法家”》及八十年代的作品中，作家總是試圖在司空見慣的簡單生活中發現複雜的世界、存在的真相；而在《高等教育》及九十年代以後的作品中，則常反其意而用之，一意要將複雜深刻的現實生活簡潔化、明晰化。一簡單問題複雜化，一複雜問題簡單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