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參加筆會或講課，常有人問及當初創作的動機，我便如實回答：想改變自己生存的環境。
在我創作狀態最好，陸續在省級報刊發表作品的時候，我卻從文學創作的路上退下來。別人不解，問及此事，我一笑了之。如果讓我回答，我依然會說，想改變自己生存的環境。
我是個喜歡幻想的人，幻想成為我創作中的一部份。用幻想填補精神的空虛，用無聊的幻想擺脫自己的無聊。我知道，生活中不能沒有幻想，但不能在幻想中生活。
人生在這個社會，一是要生存，二是要溫飽，三是要發展。
我是從農村混上來的，深知農村青年為改變自己命運而付出的代價和心情的迫切。
在20世紀80年代，我正處在文學創作的癡迷壯態，常為沒有一塊清靜的環境而苦惱。當我先後在《花城》、《雨花》、《飛天》、《青春》等刊物陸續發表作品；1991年由江蘇文藝出版社結集出版小說集《綠水悠悠》後，我突然歇筆，許多人大惑不解，對我的指責貼上留戀官場，貪圖安逸的標簽。
歇筆源於失望。
我知道走向文學創作之路的文友有多種多樣的動機，傾訴心中的煩惱，尋找精神的寄托，改變自己生存的環境，證明自身存在的價值，也許還有許許多多的原因，這些皆是文學創作的動力。
1984年，沛縣供銷總社要編《供銷社誌》，縣供銷總社在全係統挑選編社誌的人員。當時，我在龍固供銷社幹臨時工。由於我喜歡在工作之餘舞文弄墨，頗有些虛名，在那個小範圍內，被人稱之為“秀才”。正因為如此，最後，我被抽調到縣供銷社，擔任《供銷社誌》的主編。經過一年的努力，《供銷社誌》編撰完成，其他人陸續回家，我卻被縣社留下來安排到秘書科。那時，進這樣的單位，莫說農民工，就是工人身份也進不來。我之所以擠進來，靠的是所謂的文采。單位的領導多是從黃土地上摸爬滾打拚上來的工農幹部，樸實能幹、粗通文墨，但隻要開會，必須有講稿。這也是一個農民工能在行政機關呆下來的原由之一。
工作之忙是可想而知的。那時，供銷係統正是興盛之時，會議又多，給領導準備材料是我的主要任務，加上我又想搞點文學創作，於是，夜晚爬格子是我的常態。
在20世紀80年代，進縣供銷總社工作，對某些人來說，是可遇不可求的事，特別是一個農民工。但我在工作中常有莫名其妙的孤獨、孤立和失望。其身份的低下決定了得不到應有的尊重。工作的付出與得到的報酬多不相稱，調資，獎金與農民工無緣。我每月拿43元的工資，常有鄉下進城辦事、遊玩的親戚朋友來單位看我，除去招待應酬，每月工資所剩無幾。家中還有十多畝地，每到星期六下班後，要騎50裏路的自行車回家種地。當時，交通不如現在方便，每逢刮風下雨，回家、進城則是一番體力的拚搏。
有一次回家，突然看見兩個兒子坐在公路邊的水泥台階上等我。是妻子的唆使，還是兒子的期盼使然？當時心中不止酸楚，而是後悔，自己兩手空空，竟沒有給兒子帶任何東西，哪怕是幾塊糖也好。此事已過去多年，至今仍難以釋懷。
在80年代，文化館會經常舉辦文學創作學習班，吸引了不少農村業餘作者。他們一個個磨拳擦掌，躍躍欲試，企圖借文學創作之路，一躍龍門。現實是殘酷的，最後，他們都銷聲匿跡，不知所終。
“三更燈火五更雞”，“無言獨上西樓”的孤獨寂寞，農村作者都能忍耐，但被人冷嘲熱諷的清貧，則迫使他們在生存麵前作出新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