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我在農村大生產隊體製約束下種地。由於酷愛文學，盡管空閑時間很少，仍堅持一邊讀書，一邊寫作。我狂熱寫詩，也寫短篇小說。那時沒有文學刊物，不可能投稿，寫，純粹是一種精神需要。
若論公開發表的短篇小說處女作，則是我1982年底寄給南京《青春》文學月刊的《老人》，發表於1983年。記得周梅森任的責任編輯，小說決定采用後，他給我寫過一封信。但我真正的處女作，應該是我寫於“文革”初期的一個七八千字的小說《沉湎》，借小說主人公，反映了自己當時苦悶與彷徨的心境。由於貫注真情，幾個悄悄看了稿子的朋友都大受感動。顯然這樣的小說很不合時，隻能私下傳看。後來為避抄家，和其他許多不合時宜的稿子一起，東擱西藏，全弄丟了……
我公開發表的最早的詩歌是寄給剛剛複刊的《四川文藝》兩首詩。但詩一發出來，公社就有人去信反映說我是有問題的人，此後便不再發我的作品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形勢逐漸好轉起來，情況才發生改變。
我發表詩歌的數量比小說要多。但隻要有較充裕的時間，我仍喜歡寫短篇小說。《老人》之後，又相繼在《人民文學》《四川文學》《花溪》《特區文學》《青年作家》《沫水》等大小刊物上發表小說數十篇。後來寫長篇，就極少寫短篇了。但總有個心願，想出一個短篇集子。這次終於決定選編了，覺得所寫短篇題材多樣，不想這麼雜湊在一起。後來與文學朋友商量，讚成還是以鄉村題材選個集子，才有了這本《芭茅花色》。這十幾個短篇，都是以我長時間居處的岷江河畔為背景，意在展示這一帶的風物人情。
由於大都是多年前的作品了，某些東西已與今天有較大差異。比如錢，當時機關幹部工資每月才幾十元，現在已是每月幾千元了。因此有的敘述年輕人不會太理解，而中年以上的人，或許就有似曾相識的感覺。
是序。
2010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