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青少時期
一、童年
1724年，在人類史上沒有重大的意義，然而也並非完全乏善可陳。路易斯安那（新奧爾良州）的總督發布了“黑色法典”，藉以箝製黑人並驅逐猶太人。與此同時貴格教會與門諾主義者起草了他們的第一份反奴隸宣言。在費城第一個歐洲式的行會成立；在愛爾蘭（當時仍為英格蘭的屬地，由外來的領主進行大規模的開發），喬納森·斯威夫特發表了《布商的信》，鼓吹愛爾蘭人抗拒威廉·伍德的計劃，因為他取得了鑄造愛爾蘭新幣的專利，卻意圖操作貶值從中取利。以“彼得大帝”聞名的彼得一世創立了俄羅斯科學與藝術學院。保羅·達德利發現了穀類雜交的可能性。赫爾曼·布爾哈夫在他的《化學元素》一書中主張熱是一種流體，華倫海特說明了水的過冷現象。韓德爾完成了兩部不甚著名的歌劇《愷撒》以及（《帖木耳》。拉莫完成了三部大鍵琴作品集的其中之一。丹尼爾·笛福發表了《羅珊娜》與《新環遊世界》。勒薩日完成了小說《吉爾·布拉斯》的第二卷。拉法耶特女伯爵的遺作《丹德的女伯爵》在此時問世。貝爾納·德·豐特奈爾完成了《神話的起源》，探討神話的心理學的和知識的起源，破解一般人的迷信。克勞德·比菲埃出版了《論第一真理與理智判斷的根據》，揭露人類知識的基本原理。大衛·休謨則是愛丁堡大學的二年級學生。
在普魯士，1713年即位的腓特烈·威廉一世（1688-1740）兢兢業業地進行統一的工作，並憑借微薄的稅收，培養出一支優秀的軍隊。在1713年前幾年間，他完成了政府改造的工程的關鍵準備，統一了政令係統，由總理院涵括一切的政務。這個組織後來成了一個有效率的官僚係統，節省了皇室的開支，並進而使歲入加倍，提供了充足的軍費來源。1723年威廉一世並且在哈勒敬虔會狂熱的信徒的壓力下，放逐了克裏斯蒂安·沃爾夫。他們所持的理由是，沃爾夫接受萊布尼茨“預定和諧”的理論，其中蘊含了宿命論，可能為逃兵提供借口。事實上，這樣的可能性的確存在，因此威廉一世甚至完全禁止了沃爾夫思想的傳播。如此一來，反而使沃爾夫成了啟蒙運動的焦點人物。由於普魯士威脅要將沃爾夫處死，於是他輾轉在馬堡大學落腳，於1724年出版了代表作《論自然界之目的因》在這部探討目的因的著作裏，沃爾夫剖析了自然世界是如何地理性而井然有序。
這些發生在普魯士及世界各地的事件或早或晚都會在哥尼斯堡留下烙痕。普王的某些措施甚至帶來了立即而明顯的改變：哥尼斯堡是在1724年間由舊城、勒貝尼赫特與克奈普霍夫三個城鎮合並而成的，以利於管理和提高行政效率（例如絞刑台就由原先的三架縮編成一架）。該年，教會領袖羅加爾重返哥尼斯堡為普王效力。由於他是沃爾夫在哈勒的死敵所培養出來的敬虔教派信徒，頗能得到同是信徒的普王的信賴。他履新以後的第一件工作便是把沃爾夫哲學的支持者逐出哥尼斯堡大學。自然哲學教授費合爾（1686—1751）最後也遭遇到了與沃爾夫相同的命運，原因是羅加爾向柏林打小報告。
這一年的4月22日，伊曼紐爾·康德誕生於哥尼斯堡。在《舊普魯士年鑒》裏，那一天稱為“埃馬努埃爾”，因此他的教名就叫“埃馬努埃爾”。康德後來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伊曼紐爾”，因為他認為如此更接近希伯來語字源的發音。“埃馬努埃爾”或“伊曼紐爾”的原義是“與上帝同在”。康德認為這是最適合的名字，對它感到相當自豪，甚至在晚年為文闡釋它的意義。康德認為有必要對自己的名字進行批判甚至勘正，或許是很有意義的事。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他終其一生都對這個名字的字麵意義感到自在且自信。康德自主、獨立、自己靠自己的品格，可能預設了—個樂觀的信念，亦即這個世界是個有目的的整體，而其中的一切，包括他自己在內，皆有定所。
埃馬努埃爾的父親是哥尼斯堡的馬具師約翰·格奧爾格·康德母親則是當地另一個馬具師的女兒安娜·雷吉娜·康德，娘家姓羅伊特。約翰原籍蒂爾西特，後來才移居到哥尼斯堡。他與安娜在1715年11月13日結婚，使他得以在事業上自立門戶。當時的工匠若要開業，必須加入行會。由於行會嚴格限製一個地區店鋪的數量，娶老師傅的女兒就成了許多業外人擠進這個職圈的惟一辦法。要取得開業的資格，要不然就是生為行會師傅的兒子，要不然就得與某個師傅的女兒結婚。安娜則是卡斯帕爾·羅伊特與雷吉娜·羅伊特的女兒。卡斯帕爾原來也是外地人。他來自與哥尼斯堡素有密切貿易關係的紐倫堡。
取得師傅頭銜的條件，是提交一件成熟的作品並且取得執業地點的公民權。公民權通常意味著當事人或者至少其家屬有人擁有不動產。但更重要的是他必須在行會中完成注冊。從入會的那一刻起，包括他自己以及他的家庭都必須遵從行會特殊的規範與習俗。進入行會之前，申請人與他的妻子必須提交出生證明。傳統上，行會不太接受官方的約束，習慣於自行仲裁內部糾紛。行會的舊俗支配著商人們的生活，在生意上沒有給予他們太多的自由空間。例如學徒與熟手的人數都有嚴格的規定。技術差的工人不準在業界工作，商品的價格也不是由市場調節。行會的組織基本上是個封閉的係統，其規則與機製則壓抑了自由競爭，並以此提供相當的生活保障。作為業界的師傅，康德的父親對熟手與學徒享有的支配權，以我們的眼光來看，或許很不合理。舉例而言，一個熟手要遷移必須得到他的準許。另外行會還享有懲罰會員的權力。
在哥尼斯堡，每個行會在各個行政區都設有代表處，每個代表處都設有項目賬戶，用以濟助會員處理喪葬與貧病等境況。一個師傅過世之後，商會通常有責任照顧他的遺孀。的確，對一個會員而言，“行會有如教會，包辦了人生當中的一切”。手工業的匠人自視甚高，對自己特殊的社會地位非常在意，並刻意突顯自己與下層階級的不同。“榮譽感”不僅在事業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同時與身份背景有密切的關聯。一個行會的會員屬於“尊崇”的族群。撰於18世紀的一篇記述蘇黎士行會情境的文字或許可以讓我們窺探哥尼斯堡的狀況：那些所謂的紳士因為過於趾高氣昂而被社會的中層階級的老老少少所憎惡，可說是其來有自。類似“我是一個紳士也是公民”的言辭是很霸道的聲明，在他們與被視為低階層的人或者鄉下佬、外國人的爭吵中屢見不鮮。……我的父母日常光顧的麵包師傅伊明格是一個精明老練的生意人。在我成為公民的那個時期，他是隸屬於行會的師傅，因而受到尊崇，他同時也是議會的成員，享有很高的聲望。像他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甚至不少工匠的地位等同於高等議會的議員。高等議會議員嚴格的篩選方式（他們乃是由議會的成員與行會的長老推舉）將無可避免地造成遺族派閥的權力壟斷——如果不是行會合作爭取到兩個高級幹部的位置的話……行會係統最大的黨團是由肉商所組成，接下來是麵包師與磨坊主人，至於鞋匠與裁縫師在高級議會裏則僅僅各有一個代表。馬具師在職業上與鞋匠以及鞍轡師有密切的關聯。馬具師生產運輸馬的配件、馬車、雪橇以及其他相關的交通用具，在普魯士，建造車棚也是他們的工作。他們使用的主要材料是皮革，需要的工具與鞍轡師大致相似。康德的父親和大部分的技匠一樣，在自己的家裏辟工作室。雖然馬具師的行會階層不高，但他們畢竟是行會係統的一部分。作為這個族群的一分子，康德一家或許不甚富裕，但他們必然在社會上占有一席之地，為他人所尊重，並且保有高度的榮譽感。康德既是一個師傅的兒子，當然享有某些與生俱來的特殊待遇。
康德一家原來住在市郊，房子原先屬於康德的外祖母雷吉娜·羅伊特的繼父。房子的繼承人似乎是康德的外祖父母，康德的父母並未成為其持有人。它的建地狹窄但頗有縱深，像哥尼斯堡其他典型的建築一樣有三層樓高，另外附有一間庫房，一個小花園，甚至還有一塊草皮，雖然談不上豪華，但以18世紀的標準而言，至少堪稱舒適。埃馬努埃爾的父親顯然賺取了很好的生活條件。雖然馬具師不是一個致富的行業，與肉商或麵包師不能相比擬，但養家糊口綽綽有餘。埃馬努埃爾的父親可能偶爾雇用學徒或熟手，但如果他大部分的時間獨力作業在當時亦屬平常。可以斷定的是，康德的家裏至少有一個寄宿的女仆。另外康德在年輕的時候應該與父親的工作時有接觸。
埃馬努埃爾排行第四，但在他出生的時候，隻有一個五歲的姐姐存活下來。在領洗的那天，安娜為他填寫以下的禱文：“願上帝以耶穌基督之名依其恩寵的聖約攝護，直到他人生的最後一刻，阿門。”對於已經失去兩個孩子的她而言，新生兒的名字自然不外是一個幸運的象征。它反映了深切的憂慮，憐眷之情溢於言表。事實上，康德順利活到老年的幾率並不算高。在康德之後出生的五個孩子當中，隻有三個活下來（兩個妹妹以及一個弟弟）。換言之，康德家出生的九個小孩當中有四個夭折。雖然在18世紀這不是少見的命運，對於埃馬努埃爾的母親而言，想必也是不易承受的打擊。
雖然在埃馬努埃爾的童年當中家境寬裕，但情況在他稍微年長之後迅速地惡化。1729年3月1日，他的外祖父去世。約翰似乎同時也負責照顧嶽父的事業。嶽父死後，他頓時成了嶽母惟一的經濟來源，兩邊照應讓他頓感左支右絀，四年之後（1733年）他們舉家遷出了當時的住所，搬到外祖母的家裏，或許是為了方便就近照料。新居是一幢較小、較不起眼的平房建築，坐落在市郊，對成長中的家庭而言，空間頗為局促。開放式的廚房，一個大客廳，兩三間小臥室，裏頭的陳設稀稀落落，這就是他們的生活空間。房子位於“鞍轡匠街”上。根據溯自中世紀的傳統，那是一條當地的鞍轡師與馬具師群居的街道。
這個新的營業場所生意不如以往。雖然埃馬努埃爾的父親過去也不怎麼飛黃騰達，但現下他的收入一日不如一日，原因之一是競爭的對手增多，其二則是父親的年歲漸大。第一個原因並不完全是搬家所致。它也是18世紀早期行會係統危機深化的自然結果。雖然當時行會係統仍然擁有很大的權力，但也累積了不少弊端。從1731年8月14日發表的《皇家議會關於行會濫用職權的意見書》可以看出端倪。當時各個行會互扯後腿，師傅與助手之間的關係也已生變，王室從而下令收回或削減其部分權力，並徹底加以改組，以促使：會員檢點自己的行為並服從官方的指令。然而，我們過去寬容的態度難免也得加以檢討，技師與熟手們必須充分了解，如果他們不改變不負責任、惡劣以及一意孤行的作風，皇室與議會將循其他國家的先例，斷然壓製並解散一切行會組織，以維護因其違法的私鬥受損的會眾利益。行會的爭端當然也波及康德一家。但約翰與安娜在他們的兒子眼中始終保有良好的形象：我仍然記得……馬具師與鞍轡師有一次一起激烈爭奪一筆生意，我的父親為此深受困擾。盡管如此，父母始終以最大的尊重與愛對待他們的敵手，並且相信天意。雖然我當時隻是個小孩子，這個事件卻留下了難以磨滅的記憶。這兩個行業如何彼此衝突，我們不難理解。它們的客源基本上是重疊的，提供的商品也類似。馬具師與鞍轡師做的是雷同的買賣，不同的地方在於馬具師僅有兩年的學徒生涯，鞍轡師則要三年。鞍轡師可以兼做馬具，馬具師則不許做馬鞍。為了爭取有限的訂單，鞍轡師常常侵入馬具師的市場。在鞏固地盤的防禦戰中，馬具師大致上處於下風，在康德出生時的許多日耳曼地區裏，馬具師這個行業已告消失。
約翰剛好處在馬具師這個行業在哥尼斯堡漸趨式微的年代。他的收入不斷縮水，在1730—1740年間，越來越難以維持生活。約翰想必已經明白自己是在打一場沒有希望的仗。即使他改變不了事實，但至少他已明白鞍轡師的入侵有欠公平。盡管如此，他也極力避免讓這些困擾破壞家中的氣氛，雖然家庭與工作有緊密的關聯。
一位曾滯留當地的製革工人克倫納曾留下一篇以一個平凡的熟手的角度觀察20年代早期哥尼斯堡的記錄：哥尼斯堡：普魯士布蘭登堡州的首府……那是個很開闊的地方。我在立戶於羅斯加敦區的海因裏希·加勒特的門下當學徒有九個月之久。
每個牧師都必須繳納一塊錢的杜卡幣給路德教會的主教。因為必須評論聖經之故，主教擁有聖經學的博士學位。此外，無論他到達什麼地方都必須講道。普魯士王在此設了一家孤兒院，由哈勒的弗蘭克教授設計建造。孤兒院裏有一座小禮拜堂。雖然教員們都是敬虔教派的，卻也頗會講道……
這裏的食物像普魯士的其他地方一樣非常簡單。一個星期當中有三四天是相同的食物，亦即醃豬肉與魚肉，一而再再而三地加熱；麵包雖是黑麥製成，還相當可口，麵粉磨得不細，與穀皮一起烤，麵包裏時常有麥梗，倒是啤酒相當出色。普魯士的佐餐啤酒常常比施勒西恩區有品牌的啤酒更好。
因為有士兵的關係，熟手不能出現在公共場所。他們必須呆在旅館裏，因此以賭博打發時間，這在哥尼斯堡不足為怪。不過，若有人膽敢在教堂作禮拜的時候在酒吧裏喝酒，則有遭拘捕之虞。由於此地征調新兵的動作加大，而且他們竭盡所能要讓我入伍，於是我又回到了但澤市。康德家的菜單可能與前述的文字所記載的一樣單調，並且大部分的時候更加節省。但這並不表示康德的家是貧困戶，因為當時普通的工匠生活水準大致如此，至少在母親仍健在的時日裏，他們的家境不差。
約翰與安娜是盡職的父母，盡其所能地照料他們的兒女。事實上我們對康德年輕時期惟一可以知道的，就是他的童年生活備受嗬護。有個與他關係密切的同學後來證實說：康德告訴我，他仔細觀察哥尼斯堡附近一位伯爵的家庭教育……時常覺得父母親對他的教育實在是高尚許多。他非常感激他的父母，並且說他在家裏從未看過或聽過不得體的事物。博羅夫斯基也佐證說：他不厭其煩地跟我重複說：“我不曾從我的父母親那裏聽到不得體的言辭或看到低下的行徑。”他同時承認，也許隻有極少數的子女可以像他一樣以充滿感激的心情回顧自己的童年，尤其是在他們這一輩人當中。的確，康德對他的父母隻有正麵的評價。在他的晚年，他曾在一封信中寫道：“我（出身技匠階層）的父母非常誠實、道德高尚，而且舉止有禮。他們沒有為我留下財產（但也沒有留下債務）。然而他們給了我一個以道德的角度而言最佳的教育背景。每當我念及於此，內心總是充滿至高的感激之情。”
當約翰於1746年辭世之時，最年長的兒子埃馬努埃爾（時年將近二十二歲）在家裏聖經中寫了以下的文字：“3月24日，我親愛的父親安詳離開了人間……上帝雖然沒有賜予他喜樂的一生，願它從此讓他分享永恒的喜樂。”我們可以肯定康德的確敬愛他的父親。他個人嚴肅的道德觀點，或許是來自這個努力不懈、在困苦的環境中養活一家人的工匠。他的母親對他的重要性或然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他提及母親時更加充滿孺慕之情。據稱，他曾經說過：“我永遠不會忘記我的母親，因為她在我的心靈中植入了第一顆善的胚芽，並加以灌溉；她引導我感受自然現象；她喚醒了並且助長了我的觀念，她的教導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了無間斷的、美好的影響。”安娜是一個“心胸開闊且善解人意的女性……有一顆高貴的心，她的宗教信仰真誠卻不狂熱”。康德認為自己不但長得很像母親，對於他最早的性格養成，以及後來康德發展的基礎，他的母親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安娜非常疼他，甚至很偏愛他。在“關於人類學的講義”裏，他說：通常把女兒寵壞的是父親，把兒子寵壞的是母親。母親通常較喜歡有活力並且勇敢的兒子。同時他認為兒子通常較愛慕父親，因為：倘若沒有被寵壞的話，小孩子真正喜歡的是必須付出辛勞才能得到的樂趣。……一般而言，母親……比較寵小孩。然而我們發現小孩子（特別是兒子）對父親的愛慕甚於母親，原因是母親會為了避免小孩受傷而不讓他們跑跳。父親雖然在小孩子逾越分寸的時候對他們吼叫，甚至出手懲罰。但他也時時帶他們到原野上去，讓他們都可以像個男孩子，允許他們奔跑、遊戲，盡情玩樂。雖然這段文字不必然反映康德自己與父母的關係，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他愛他們兩人，即使方式可能有所不同。
埃馬努埃爾的母親有高於18世紀一般女性的教育程度。她的文字素養很好，可能家中所有書寫的任務都是由她承擔。她時而帶康德出去散步，“要他注意自然景物及其種種現象，甚至把她所知道的天文學知識灌輸給他，並對他聰敏的理解能力與突飛猛進的悟力相當讚賞。”
康德的祖母死於1735年。這雖是一個不幸的事件，但可能也帶來了一個小小的轉機。家計的負擔略有減少，母親不如以前忙碌，小孩子的空間也較大。同年的11月，安娜又生了一個男孩，名叫約翰·海因裏希。兩年之後（1737年12月18日），她年僅四十便離開了人間。九次的懷孕與照顧家庭的沉重負擔，最後讓她油盡燈枯。
康德失去母親時年僅十三歲，對他而言是一個天大的打擊。康德據說在晚年留下了以下這一段關於母親的死的回憶：［她］生前有一個摯友，與鍾愛的男友已有婚約，但仍未失去貞操。雖然該男子允諾要娶她為妻，最後卻背信與他人結婚。在內心的痛苦煎熬之下，這個被欺騙感情的女子發了一場致命的高燒病倒下來，並拒絕服用醫生開給她的藥物。康德的母親在病榻旁服侍她，試著勸她喝一匙藥。生病的女友還是拒絕了她，抱怨藥的味道令人作嘔，康德的母親認為要說服她最好的辦法是自己先喝一匙。她吃下了藥以後才想到那根湯匙她的朋友已經用過。在那一刻她立即感到惡心和一陣寒栗，不安的想像又不斷使狀況更加惡化。當她注意到朋友身上的斑點，並認出那就是天花以後，她就告訴大家或許她的死期已到。她在那一天就病倒下來了，之後不久旋即死去，因友誼而犧牲了生命。瓦西安斯基告訴了我們這段往事，並且提到康德在言談之中透露了一個“感恩圖報的好兒子內心深處的感懷與溫柔的哀痛”。
這個故事是否有其他的涵意？它隻是圍繞著尋常的愛與感恩，或者背後隱藏了不尋常的內情？我們可以據此推斷康德甚至在年屆七十之際仍然暗中愛戀自己的母親嗎？康德是否怪罪他的母親及其女友離開了他，並且在這個意義之下背叛了他？哈特穆特·伯梅與格諾特·伯梅認為，小康德堅信安娜的死是罪有應得的懲罰，因為她是個“壞”母親。康德終其一生內心都為此掙紮不已。他們並且推斷康德後來認為道德是脫離情感與欲望，便是根源於此：康德責怪母親不該死去，因而有罪惡感，也很難感到悲傷。他同時“壓抑”了悲傷與罪惡感，因此始終無法領會到人類的非理性麵向。這種可能性不是沒有，但如此的說法沒有說服力。不管我們對於前述的故事作怎樣的深層心理學分析，我們的結論與其說適用於解讀康德，不如說是在解讀瓦西安斯基。畢竟我們引用的不是康德自己的文字。即便是母親的早逝使康德為混亂的情緒所苦，直到晚年還糾纏著他（或者說再度糾纏他），我們還是無法據此得出與康德的整個人生有關的結論。對於一個十三歲的小孩子來說，母親的死當然很難承受，但是並無法解釋他後來的哲學發展。
安娜“悄然而寒愴”地下葬，意思是說沒有送葬的行列，費用在低收入者的負擔範圍之內。康德一家在1740年已被稅捐機關列為“貧困戶”。從前約翰繳交的稅額是38塔勒，如今陡降到9格羅申。由於家道中落，我們不難想像這一家人必須接受其他家族成員以及朋友的濟助。所以他們從某些善心人士那裏得到柴火，而埃馬努埃爾的教育經費則由一個手頭較父親寬裕的舅舅（職業是鞋匠）提供。康德成了有名的哲學家以後，有些人誇大說他的家裏一貧如洗，其實與事實有相當的出入，瓦西安斯基因而特地糾正這個看法。他說康德的“父母固然不算富有，但也不至於窮到物質匱乏。他們的收人足以維持家計並負擔子女的教育經費”。他同時指出康德家雖然時而接受別人的資助，但都是零零星星的事項。盡管當時沒有我們現在熟悉的“社會福利網”，這個成員眾多的家庭還是可以自力更生並且自給自足。
康德與他的兄弟姊妹沒有什麼共同點，與他們的關係也不密切。在他的生命接近終點的時日，他的妹妹卡塔琳娜·芭芭拉來看護他。他雖然感激她，但也因為她的“沒有文化”而覺得沒有麵子。惟一存活下來的弟弟約翰·海因裏希出生時，康德已經就讀於腓特烈中學，彼此也沒有什麼聯絡。康德幾乎找不到時間回他的信。但這並不表示康德沒有善盡他的義務。確實，在他的家人需要幫助的時候，他顯然都予以支持。雖然他隻身在外，對於自己的責任從未忘記。
康德的父母是虔誠的教徒，兩者都深受敬虔教派的影響，尤其是媽媽對於當時流行於哥尼斯堡商人與低層平民之間的敬虔教派信仰與教條信守不渝。敬虔教派是德意誌境內新教係統下的一個旁支，是對新教正統的形式主義的反動。正統派的新教神學家與牧師特別強調所謂的信經，並且恪守其字麵上的教義，對於傳統教條有異議者，則遭到其壓迫與懲罰。另一方麵，正統派對於會眾精神與物質上的需求不甚關切，大多樂於迎合地方的上流人士，卻鄙棄純樸的、教育水準較差的市民。相反的，敬虔教派強調自發性的聖經研究、個人的虔誠、平信徒司祭職的必要性，以及表現於善行當中的信仰實踐。敬虔教派是福音運動的一支，一般的印象是堅持徹底皈依或者重生的“個人”經驗以及對世俗功利的揚棄。敬虔派信徒認為一個人要得到救贖必須通過贖罪曆程的考驗，以此達到真實的“皈依”與“覺醒”。在這個曆程中，“新自我”必須藉神的恩寵克服“舊自我”。由此，“世俗的子民”即成為“上帝的子民”。要成為一個真正的基督徒，一個人必須有重生的經曆以及可以明確記下日期的皈依體驗。然而這個重生隻是漫長旅程的第一步。一個皈依者的活生生的信仰，必須日日重新印證，亦即“服從上帝的誡命，其內容包括禱告、讀經、放棄不當的消遣以及以善行服務鄰人”。
敬虔教派傳達的是“心靈的宗教”，反對理智主義。其特征是近乎神秘主義的情感主義。一旦在某地生根，立刻就會形成一個“核心成員”的小圈子。事實上，敬虔教派的一個教條規定，每一個信徒必須在其居住地成立一個“小教會”或即“真基督徒”的教會組織，並與當地可能已悖離基督教原旨的教堂有所區隔。它最重要的靈感泉源是施佩納於1675年所寫的《敬虔之願》，其副題為“依上帝的旨意改進真福音教會之真切熱望以及若幹達此目標之建議方案”。敬虔教派在普魯士的大本營位於哈勒的新大學。在此弗蘭克（1663—1727）宣揚敬虔教派的理念大為成功。敬虔會並且由此散播到整個普魯士。
敬虔會之所以大行其道，腓特烈·威廉一世是最重要的因素。腓特烈·威廉一世發現敬虔教派有助於達成他的目標。有強大軍隊支持的專政製度、有效率的行政係統、堅實的經濟結構，或者統一有效的教育係統，為完成諸如此類的目標，他相當倚賴敬虔教派眾多的知名人士去推動改革。由於這些改革首當其衝的是擁有土地的普魯士貴族，另一方麵這些貴族又與路德教會的主流過從甚密，所以專製君主與地方貴族之間的政治衝突，最後也演變成教會正統派與敬虔派的鬥爭。政治與宗教因素的攙雜，形成了一個爆炸性的混合物。柏林王室為了伸張中央集權，而削減地方諸侯的諸多特權。他讓一般貧民的小孩接受教育的政策，也遭到貴族的抗拒，因為小孩子去上課就不能到他們的田裏工作，造成他們經濟的損失。就因為這樣，柏林的中央勢力與諸侯的衝突日益白熱化，而敬虔教派始終是王室理所當然的盟友。事實上，腓特烈·威廉一世“逐漸把敬虔教派納入他的禦用編製，既改變它，同時也被它改變”。或許我們可以說，這是政治與宗教不健康的聯盟。但不可否認的是，整體來看，這個聯盟符合廣大群眾的利益，而不是少數貴族的利益。
哈勒的敬虔會與德意誌其他各地有所不同。弗蘭克比其他的敬虔會先驅更重視基督教的生活實踐；他甚至鼓吹社會運動。他認為善行不隻是個別基督徒私人範圍的任務，同時也是普魯士敬虔教派的集體使命。弗蘭克在哈勒建立了不少收容且教育孤兒與貧童的機構，同時獻身一項影響遠及哈勒之外的不凡的教育計劃。“弗蘭克機構”的成立，旨在“為其他國家與地區起示範作用，以利慈善事業的推展”。一個敬虔會教徒必須履行的日日行善的義務，通常是在類似孤兒院或貧民學校這樣的機構裏做義工。而在哥尼斯堡最有影響力的，便是哈勒的敬虔教派。事實上，在18世紀的前半葉哈勒與哥尼斯堡有密切而直接的關聯，而普王也積極部署哈勒的敬虔會員在哥尼斯堡接掌官方職位。康德的父母也是受到這個流派的敬虔會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