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嚴重的錯誤都有慘重代價，任何慘重代價都是抹不掉的傷痛。
假如，我們隻是把曾經犯過的嚴重錯誤和已經付出的慘重代價留給曆史，而不痛定思痛、汲取教訓，甚至在百般“掩埋”以蔽後人，那麼新的代價將不斷疊加。
假如，新的代價繼續消耗我們的“本錢”，而我們在遭受重複打擊之下依然麻木不仁，那麼等待我們的將是“彈盡糧絕”。
所以，我們不能忘記曾經付出過的慘重代價，我們更不能容忍新的代價繼續疊加，否則迎麵而來的便是“滅頂之災”。
這就是塵封已久的“信陽事件”給後人留下的教訓和昭示……
那是一場曆史罕見的大災荒——三年久旱，赤地千裏。
那是一幕慘不忍睹的大悲劇——饑魂餓鬼，遍地哀號。
公元20世紀50年代末，一場遍及全國的大饑餓，造成數千萬人非正常死亡，在共和國的曆史上留下了黔暗的印記。
河南信陽地區，是這場巨大的生命悲劇的重災區之一，大饑餓奪走了百萬人的生命，史稱“信陽事件”。
信陽地區位於河南省南部，與湖北省的孝感、黃岡和安徽省的安慶、六安、阜陽地區接壤。據史料記載，春秋戰國時期，信陽淮河中上遊一帶派生出申、弦、息、黃、蔣、蓼、番、賴等諸侯小國。宋初信陽稱義陽郡，後因避太宗趙匡義之諱改名信陽。
這片土地文化深厚、人傑地靈。這裏有裴李崗文化、屈家嶺文化和龍山文化遺址，有孔子周遊列國的終點子路問津處等等；這裏產生過楚國兩代名相孫叔敖、黃歇，北宋大史學家司馬光，元代文學家馬祖常，明代文壇領袖何景明、“大狀師”宋士傑，清代鴻儒胡煦、文學家蔣湘南，還有當今人們更為熟悉的一批共產黨的要員和戰將：鄧穎超、許世友、李德生、楊靖宇、尤太忠、鄭維山、萬海峰……
信陽地區境內的大別山區是共產黨的紅色根據地，後來成為國家主席的李先念，就是在這片土地上創建了共產黨早期一支重要武裝力量——李先念遊擊縱隊。解放戰爭時期，劉（伯承）鄧（小平）大軍為擺脫困境千裏躍進大別山，隨後逐鹿中原大顯神威，都得益於大別山人強有力的支持。“鄂豫皖革命根據地”這塊紅色招牌深深刻下了大別山人對共產黨革命事業做出的巨大貢獻，更閃耀著大別山人血染的風采。
然而，這個素有河南“小江南”之稱的魚米之鄉，在迎來翻身解放、追逐幸福夢想的歲月裏，竟然遭遇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大災難，上演了一幕不堪回首的大悲劇，在血染的紅色招牌上再添斑斑淒慘的淚痕！
多少年來，那場大悲劇一直是個異常敏感的話題，因為它牽扯到究竟是“天災”還是“人禍”的爭論。對於官方來說，若把那場大悲劇的成因推給“天災”，有可能被視為推脫責任；若承認是“人禍”造成的，無疑是個巨大的汙點。麵對兩難選擇，官方隻有盡量掩蓋問題或含糊其詞。
但是，那場大悲劇畢竟是段讓人無法遺忘的曆史，因為它讓百姓付出了巨大的生命代價，不可能被永遠塵封。五十年來，盡管受控的官方媒體對此事一直保持沉默，但民間傳說”從未間斷。尤其是近年來，網絡媒體的興起打破了官方對信息傳播的壟斷，對那場大悲劇的回顧文章已鬧得沸沸揚揚。
所以不乏有人建議：共產黨應該把那段曆史公諸於世，至少不必遮掩、阻攔。一個有勇氣正視自己過失和善於汲取教訓的執政黨，才是最堅強的、最有生命力的、最受擁戴的執政黨。
所以有人指出：繼續掩蓋問題、含糊其詞絕非明智之舉。共產黨有勇氣糾正“文革”的錯誤，並因此受到舉國讚譽，豈能在這個問題上有失風度？
誠然，不斷地回味苦難對一個經曆過太多磨難的民族來說並不愉快，過多地思痛對一個需要舒展心理的民族來說有失輕鬆。或許，“向前看”自然不失為一個高明的口號，它引導人們擺脫對曆史的糾纏，激發人們對未來的希望和信心，啟示人們以樂觀的態度對待生活。
即便如此，人們仍然無法忘記曆史，尤其是在現實與曆史的某些現象出現重疊時，更容易勾起人們對某段曆史的回憶。回憶蘊涵著對過去某些美好事物的懷念，也不排除對現實某些現象的批判因素。50年代末發生的那場大饑餓事件，依然讓人們無法忘卻，正是這個道理。我們回顧那段曆史，自然無法回避代表著刻骨傷痛、巨大生命代價的“死亡數字”，但這絕非我們回顧那段曆史的全部意義，因為那場大悲劇中也產生了許多值得懷念的東西，“值得懷念”更有價值，有價值就不可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