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難用幾句話說明這本書的特點。我想在這本書中介紹的是，在人民民主國家人是怎樣思維的。因為，我觀察的對象，主要是作家和藝術家這個群體，首先是研究在華沙或者布拉格，布達佩斯或者布加勒斯特起著重要作用的作家和藝術家群體。
困難在於，那些撰寫有關今日的中東歐文章的人通常都是反對派的政治家，他們得以移居國外，或者曾經是共產黨員，現在公開宣告自己的絕望。我不希望把我也算入這兩種人中的任何一種，因為這不符合事實。我屬於那類絕大多數人，他們在自己的國家變成莫斯科的附庸之時，竭盡全力表示自己的屈服與順從，並且被新政府利用。根據政府的要求，在多大程度上參與政治活動，每個人的情況都不盡相同。至於我自己，我從來就不是共產黨員，盡管我在1946-1950年期間，曾擔任過華沙政府的外交官。
問題是我既遠離正統思想，而由於身在西方易斷絕與體製的聯係，在我的祖國這種體製的性質愈來愈明顯，為何我還是一度成了這種體製的行政和宣傳機器的一部分？我希望，在分析我的朋友和同事們身上發生的變化時，我的這個問題哪怕能部分得到回答。
在那些年代，我感到自己是這樣一個人，他有足夠的自由活動空間，但身後仍拖著一條長鏈，這個鏈條總是把他釘在一個地方。這個鏈條有一部分是源於外在的因素——但與此同時，也許更重要的是，在於我本身。從外部因素看：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假設有個學者，在東歐的某個城市，擁有一個自己的實驗室，而且他非常依戀自己的實驗室。他會輕易地放棄這個實驗室，還是寧可付出高昂的代價，隻是為了不致喪失他生命中具有如此重大意義的東西？對我來說，這個實驗室就是我的母語。作為一個詩人，我隻有在自己的國家才能擁有自己的讀者群，隻有在那裏才能發表我的作品。
這個鏈條同時還有來自內部的因素：那就是，我擔心，有些事三言兩語難以說清。有那麼一些人能夠忍受離鄉背井的流亡生活，而另一些人卻把流亡視為極大的不幸，並且隨時準備妥協讓步，隻為不喪失自己的祖國。此外，還應同時注意到一點：遊戲對人有極強的吸引力。正如許多東歐國家的人那樣，我也曾參與過玩這種遊戲：妥協讓步，對外公開表明自己的效忠，為了維護某些價值實施一些計謀，采取一些複雜的步驟。不過，玩這個遊戲有時很不安全，因為，想讓那些參與遊戲的人（我曾是他們當中的一員）彼此協調一致其實很難。我本人也是如此。我曾覺得，我跟我那些在華沙的朋友本是一致的，我采取與體製決裂的行動，在我看來是不忠順的表現，最終是——出於意識形態的考慮。
1939年以前，當我還是一個年輕詩人時，我的詩歌得到華沙某些文學咖啡館的認可；我的詩歌，就像我特別珍視的法國詩歌那樣，很少人懂，近乎超現實主義。盡管我的誌趣是文學，但對於政治問題我卻也不陌生——我對當時的政治製度並不滿意。後來，戰爭爆發，納粹占領了我的國家。我在這種情況下度過了幾年——戰時的經曆使我改變了許多。戰前，我對社會問題的興趣與關注，僅偶爾表現在參加反極右派團體與反排猶的活動之上。在國家被占領期間，我對文學的社會意識才有了更深刻的了解，納粹的殘暴深刻影響到我的作品的內容；與此同時，我的詩歌變得更易懂——正如常有的情況那樣，當詩人渴望向自己的讀者展示某種重要的東西，他便極力使自己的詩歌為讀者所理解。
1945年，來自東方的新信仰征服了東歐。那時在華沙的知識分子圈中最時髦的事，就是將共產主義與早期的基督教進行對比。愛德華·吉本愛德華·吉本（EdwardGibbon，1737-1794），英國曆史學家。的《羅馬帝國衰亡史》在當今這個時代更值得一讀，而且很有對照性。實際上，歐洲的部分人是信仰異教的，但由於紅軍的勝利，注入新信仰成為可能。為了使國家機器能順利運作，自然需要好好利用一下這些異教分子。我也曾被認為是個“好的異教分子”，這是由於我對右派極權主義懷有敵視態度的緣故。也就是說，新政府可以期待我逐漸接受新信仰的正統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