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個人原因，薩特指出，由於他對作家的任務所持有的觀念，他始終謝絕官方的榮譽。他曾同樣拒絕了法國榮譽勳位團成員稱號。他表示，一位作家如果接受一項榮譽，那就無疑會使他的個人承諾與頒獎的機構聯係起來，而且最重要的是，作家不應讓自己變成一種機構。就他的客觀原因而言，薩特指出，諾貝爾文學獎的授予並未平等地代表了所有的意識形態。薩特是曆史上第二個沒有出席頒獎儀式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此前的1958年，前蘇聯作家鮑裏斯·帕斯捷爾納克獲諾貝爾文學獎，但由於他是持不同政見者，因此無法親臨斯德哥爾摩領獎。
到了20世紀60年代，薩特成為世界文化界的超級偶像，這除了因為他在哲學、文學領域內的成就外，還因為他在社會政治活動中的巨大影響力。從本質上講，薩特是一個極端“叛逆”的人，他反對一切壓迫人的製度，一生致力於追求人類的自由和公正。在青年時代，薩特曾經向往美國的民主製度，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薩特的思想開始左傾，他讚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反對法國在印度支那和阿爾及利亞的殖民統治，支持社會主義的蘇聯。1956年蘇軍進入匈牙利後，他與蘇聯“分道揚鑣”，但仍堅持左派立場，一如既往地反對法國的殖民政策和發動越戰的美國。對於新中國，薩特一直持讚賞的態度，1955年，他和波伏娃訪問中國，參加了中國的國慶典禮，並受到周恩來總理的接見，1955年11月2日，《人民日報》還刊發了薩特《我對新中國的觀感》一文。
1958年，阿爾及利亞獨立運動開始，薩特一直站在支持阿爾及利亞人民的最前列，他用辛辣的筆調在報紙雜誌上抨擊殖民政策，以至於右翼殖民主義者不斷地用死亡來威脅他。1962年，一顆炸彈炸毀了薩特和他母親居住了16年的住所，幸運的是，薩特和母親當時都不在家，這才幸免於難。但薩特並沒有改變自己的立場，他一直為反殖民主義戰爭奔走。
1966年，薩特和英國哲學家羅素等人組織了一個知識界的“國際戰犯法庭”，旨在抗議美國在越南戰爭的逐步升級，1967年，由薩特任執行主席的“國際戰犯法庭”缺席宣判美國在越南犯有種族屠殺罪。作為社會政治活動家的薩特，在1968年法國“五月風暴”中個人聲望達到頂峰。“五月風暴”是法蘭西第五共和國潛在危機的總爆發。
1968年5月，由於反對僵化的教育製度和不合理的管理製度，巴黎的大學生開始了占領校園活動，與警察發生激烈衝突。此後衝突轉向社會，幾天中，總計有1000萬人參加遊行示威。法國總統戴高樂被迫於5月18日結束對羅馬尼亞的訪問，提前回國。麵對人民對社會變革的要求，法國的知識分子分成兩派，而薩特始終堅定地站在學生一邊，他不但發表文章支持學生的行動，還親自走到學生中間去發表演說，號召學生們去變革“異化了的製度”。“五月風暴”雖然最後被政治強人戴高樂瓦解了，但此後薩特的青年人的偶像和精神領袖的地位卻不可動搖。在“五月風暴”之後，薩特成了法國左派的旗幟。1971年他以侮蔑警察製度的罪名被起訴，但由於他的盛名，法國沒有一個法官敢於或者願意對他審判，他在法庭上被當場釋放。
1980年4月15日薩特逝世於巴黎魯塞醫院，終年75歲。法國總統德斯坦說，薩特的逝世“就像我們這個時代隕落了一顆明亮的智慧之星”。薩特去世時，巴黎有5萬多人自動參加了他的葬禮。
經典著作
薩特一生筆耕不輟，為後人留下了50卷左右的論著。薩特的著作除《惡心》以外，著名的還有短篇小說集《牆》（1939），長篇巨著《自由之路》三部曲：《懂事的年齡》（1945）、《彌留期》（1945）和《心靈之死》（1949）；這些小說形象地闡釋了薩特的哲學思想，在法國文學史上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特別是戲劇創作，最為世人矚目。薩特生前發表了11個劇本，《蒼蠅》（1943）、《密室》（1944）、《死無葬身之地》（1946）、《可敬的妓女》（1946）、《肮髒的手》（1948）、《魔鬼與上帝》（1951）、《托洛亞婦女》（1960）等。此外，他還撰寫了大量的哲學著作、論文和作家傳記，哲學著作有《存在與虛無》（1943）、《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1946）、《辯證理性批判》（1960）、《方法問題》（1969）等。並主辦了很有影響的《現代》雜誌。薩特出自“他那思想豐富，充滿自由氣息和找來真理精神的作品，已對我們時代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被授予1964年諾貝爾文學獎金，但薩特沒有接受這一獎金，理由是“他謝絕一切來自官方的榮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