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新約》上的句子罷，但經托爾斯泰新近引用過的。其時正值日俄戰爭，托老先生便寫了一封給俄國和日本的皇帝的信，開首便是這一句。日本報紙上很斥責他的不遜，愛國青年也憤然，然而暗地裏卻早受了他的影響了。其次的話，大略是說上年解剖學試驗的題目，是藤野先生講義上做了記號，我預先知道的，所以能有這樣的成績。末尾是匿名。
我這才回憶到前幾天的一件事。因為要開同級會，幹事便在黑板上寫廣告，末一句是“請全數到會勿漏為要”，而且在“漏”字旁邊加了一個圈。我當時雖然覺到圈得可笑，但是毫不介意，這回才悟出那字也在饑刺我了，猶言我得了教員漏泄出來的題目。
我便將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幾個和我熟識的同學也很不平，一同去詰責幹事托辭檢查的無禮，並且要求他們將檢查的結果，發表出來。終於這流言消滅了，幹事卻又竭力運動，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結末是我便將這托爾斯泰式的信退還了他們。
中國是弱國，所以中國人當然是低能兒，分數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無怪他們疑惑。但我接著便有參觀槍斃中國人的命運了。第二年添教黴菌學，細菌的形狀是全用電影來顯示的，一段落已完而還沒有到下課的時候，便影幾片時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戰勝俄國的情形。但偏有中國人夾在裏邊：給俄國人做偵探，被日本軍捕獲，要槍斃了，圍著看的也是一群中國人；在講堂裏的還有一個我。
“萬歲！”他們都拍掌歡呼起來。
這種歡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這一聲卻特別聽得刺耳。此後回到中國來，我看見那些閑看槍斃犯人的人們，他們也何嚐不酒醉似的喝彩——嗚呼，無法可想！但在那時那地，我的意見卻變化了。到第二學年的終結，我便去尋藤野先生，告訴他我將不學醫學，並且離開這仙台。他的臉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說話，但竟沒有說。
“我想去學生物學，先生教給我的學問，也還有用的。”其實我並沒有決意要學生物學，因為看得他有些淒然，便說了一個慰安他的謊話。
“為醫學而教的解剖學之類，怕於生物學也沒有什麼大幫助。”他歎息說。將走的前幾天，他叫我到他家裏去，交給我一張照相，後麵寫著兩個字道：“惜別”，還說希望將我的也送他。但我這時適值沒有照相了；他便叮囑我將來照了寄給他，並且時時通信告訴他此後的狀況。
我離開仙台之後，就多年沒有照過相，又因為狀況也無聊，說起來無非使他失望，便連信也怕敢寫了。經過的年月一多，話更無從說起，所以雖然有時想寫信，卻又難以下筆，這樣的一直到現在，竟沒有寄過一封信和一張照片。從他那一麵看起來，是一去之後，杳無消息了。
辛亥革命前後
辛亥那年，到冬初，我們的景況更拮據了，然而還喝酒，講笑話。忽然是武昌起義，接著是紹興光複。第二天愛農就上城來，戴著農夫常用的氈帽，那笑容是從來沒有見過的。
“老迅，我們今天不喝酒了。我要去看看光複的紹興。我們同去。”
我們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滿眼是白旗。然而貌雖如此，內骨子是依舊的，因為還是幾個舊鄉紳所組織的軍政府，什麼鐵路股東是行政司長，錢店掌櫃是軍械司長……這軍政府也到底不長久，幾個少年一嚷，王金發帶兵從杭州進來了，但即使不嚷或者也會來。他進來以後，也就被許多閑漢和新進的革命黨所包圍，大做王都督。在衙門裏的人物，穿布衣來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換上皮袍子了，天氣還並不冷。
我被擺在師範學校校長的飯碗旁邊，王都督給了我校款二百元。愛農做監學，還是那件布袍子，但不大喝酒了，也很少有工夫談閑天。他辦事，兼教書，實在勤快得可以。
“情形還是不行，王金發他們。”一個去年聽過我的講義的少年來訪我，慷慨地說，“我們要辦一種報來監督他們。不過發起人要借用先生的名字。還有一個是子英先生，一個是德清先生。為社會，我們知道你決不推卻的。”
我答應他了。兩天後便看見出報的傳單，發起人誠然是三個。五天後便見報，開首便罵軍政府和那裏麵的人M；此後是罵都督，都督的親戚、同鄉、敝太……
這樣地罵了十多天，就有一種消息傳到我的家裏來，說都督因為你們詐取了他的錢，還罵他，要派人用手槍來打死你們了。
別人倒還不打緊，第一個著急的是我的母親，叮囑我不要再出去。但我還是照常走，並且說明，王金發是不來打死我們的，他雖然綠林大學出身，而殺人卻不很輕易。況且我拿的是校款，這一點他還能明白的，不過說說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