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丹青
今天在魯迅博物館講話，心裏緊張——老先生就住在隔壁，講到一半，他要是走進來怎麼辦？其實，我非常巴望老先生真的會走進來，因為我知道，我們根本休想見到魯迅先生了。
魯迅先生被過度談論了。其實在今天的社會尺度中，魯迅是最不該被談論的人。按照胡塞爾的定義：“一個好的懷疑主義者是個壞公民。”魯迅的性格、主見，不管哪個朝代，恐怕都是“壞公民”。好在今天對魯迅感興趣的年輕人，恐怕不多了吧。
然而全中國專門研究魯迅，吃魯迅飯的專家，據說仍有兩萬人。所以要想比較認真地談論魯迅，先得穿越兩萬多專家的幾萬萬文字，這段文字路線實在太長了。每次我讀到這類文章，總是弄得很茫然，好像走丟了一樣。可是翻開魯迅先生隨便哪本小冊子，一讀下去，就看見老先生坐在那裏抽煙，和我麵對麵！
我不是魯迅研究者，沒有專門談論的資格。今天孫館長孫鬱先生給我大麵子，叫到這裏來，怎麼辦呢？自己想個話題講，想不出來，就算有什麼意思要來講，一到魯迅家，就嚇得不敢講；講魯迅先生？那麼多人巳經說過他了，還有什麼可講？
所以你在魯迅紀念館不談魯迅、談魯迅，我覺得都不恭敬，都為難。
我知道自己是屬於在“魯迅”這兩個字上“落了枕”的人，我得找到一種十分私人的關係才好開口談魯迅。可是我和老先生能有什麼私人關係呢？說是讀者，魯迅讀者太多了；說是喜歡他，喜歡魯迅的人也太多了；天底下多少好作者都有讀者，都有人喜歡。
那不是談論魯迅的理由。最後我隻能說，魯迅是我幾十年來不斷想念的一個人。
注意，我指的不是“想到”（Thinking），而是“想念”（Missing），這是有區別的。譬如魯迅研究者可能每天想到魯迅，但我不確定他們是否想念他——我們會想念一位親人、戀人、老朋友，可是幾十年想念一位你根本不認識的人，出於什麼理由？是怎樣一回事？
在我私人的“想念名單”中，絕大部分都是老早老早就死掉的人，譬如偉大的畫家、音樂家、作家。在這些人中間，不知為什麼，魯迅先生差不多是我自以為頂頂熟悉的一位，並不完全因為他的文學，而是因為他這個人。我曾經假想自己跟這個人要好極了，所以我常會嫉妒那些真的和魯迅認識的人，同時又討厭他們，因為他們的回憶文字很少描述關於魯迅的細節，或者描述得一點都不好——除了極稀罕的幾篇，譬如蕭紅女士的回憶。
可是你看魯迅先生描述他那些死掉的朋友：範愛農、韋素園、柔石、劉半農等等，就比別人回憶魯迅的文字不知道精彩多少。每次讀魯迅先生的回憶文字，我立刻變成他本人，開始活生生回想那些死掉的老朋友。他那篇《範愛農》，我不曉得讀過多少遍，每次讀，都會討厭這個家夥，然後漸漸喜愛他，然後讀到他死掉——屍體找到了，在河水中“直立著”——心裏難過起來。
我們這代人歡喜魯迅，其實是大有問題的。我小學畢業，“文革”開始，市麵上能夠出售，準許閱讀的書，隻有《毛澤東選集》和魯迅的書。從五十年代開始，魯迅在中國被弄成一塊大牌坊。這是另一個大話題，今天不說。反正我後來讀到王朔同誌批評魯迅的文章，讀到不少撩撥魯迅的文字，我猜，他們討厭的大概是那塊牌坊。其實，民國年間魯迅先生還沒變牌坊，住在弄堂裏，“渾身痱子，一聲不響”，也有許多人討厭他。我就問自己：為什麼我這樣子喜歡魯迅呢？今天我來試著以一種私人的方式，談論魯迅先生。
第一，我喜歡看他的照片，他的樣子，我以為魯迅先生長得真好看。
“文革”中間，我弄到一本日記本，裏麵每隔幾頁就印著一位中國五四以來大作家的照片，當然是按照1949年後官方欽定的順序排列：“魯、郭、茅、巴、老、曹”之類。我記得最後還有趙樹理的照片——平心而論，郭沫若、茅盾、老舍、冰心的模樣，各有各的性情與分量。近二十多年，胡適之、梁實秋、沈從文、張愛玲的照片，也公開發布了，也都各有各的可圈可點，尤其胡適同誌，真是相貌堂堂，如今我們新時期新文學男男女女作家群，排得出這樣的臉譜嗎？
可是我看來看去，看來看去，還是魯迅先生樣子最好看。
五四那一兩代人，單是模樣擺在那裏，就使今天中國的文藝家不好比。前些曰子，我在三聯買到兩冊抗戰照片集，發布了陳公博、林伯生、丁默邨、堵民誼押赴公堂，負罪臨刑的照片——即便在喪盡顏麵的時刻，他們一個個都還是書生文人的本色。他們丟了民族的臉，卻是照片上沒有丟書生相貌的臉。我鬥膽以畫家的立場對自己說：不論有罪無罪，一個人的相貌是無辜的。我們可能有資格看不起漢奸，卻不見得有資格看不起他們的樣子。其中還有一幅珍貴的照片，就是被押赴法庭的周作人。他穿件幹淨的長衫，瘦得一點點小，可是那樣的置之度外、斯文通脫。你會說那種神色態度是強作鎮定，裝出來的，好的，咱們請今天哪位被雙規被審判的大人物鏡頭前麵裝裝看，看能裝得出那樣的斯文從容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