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件事情搞得很隆重，也很轟動。可惜的是，宋史的幾處記載都令人生疑。宋史既然一一列舉了“玉璽”身上的刻字，但沒有提及“大魏受漢傳國璽”和“天命石氏”等刻字。而李公麟與蔡京等人的考證方法臆想成分大於嚴肅的考證。後人更願意將這個“重見天日”的玉璽看做是想當然的玉璽，認為是蔡京等人為欺騙皇帝而玩的把戲。事實上，在宋朝有許多發現傳國玉璽的消息，但都是道聽途說、捕風捉影。宋徽宗是個昏君，好風雅篆刻，曾經刻了皇帝印璽十方。有人說這是宋徽宗畫蛇添足，自欺欺人；更多的人認為這是宋徽宗在沒有真正傳國玉璽的情況下，多刻玉璽，淡化真正傳國玉璽的地位。
元成宗鐵穆耳時，天下又發生了一次“發現玉璽”的鬧劇。公元1293年，元世祖忽必烈病死，遺囑由皇太孫鐵穆耳回朝即位。當時，鐵穆耳以皇太孫的身份和丞相伯顏鎮守上都。回大都的路上，右丞相張九思獻上“傳國玉璽”一枚，說是秦朝相傳的國璽，在宋元交界的亂世為元朝大將軍木華黎所得。現在木華黎的後裔因家境衰落而賣出。鐵穆耳鄭重將玉璽收下後即位。但這個玉璽沒有被其他人看過，更沒有經過任何考證，可信性可想而知。
到了明朝，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也打過玉璽的主意。他派遣徐達深入漠北，窮追猛打遠遁蒙古的元朝殘餘力量，一大目的就是尋找傳國玉璽，最終還是無功而返。明孝宗時，又有人進獻“傳國玉璽”。但明孝宗很肯定地宣布自己看到的“玉璽”是贗品而未采用。在明末改朝換代的時候，多爾袞率八旗部隊出征蒙古察哈爾部，據說意外地從察哈爾部林丹汗的遺孀蘇泰太後那裏得到傳國玉璽。多爾袞凱旋回師將玉璽交予皇太極。皇太極於得到玉璽的第二年改國號金為大清，建立清王朝。當然這個玉璽的出現更多也是出於政治需要炮製的。乾隆皇帝好考據，曾對大臣高斌獻上來的玉璽進行仔細考證後，欽定其為贗品。他說：“朕謂此好事者仿刻所為，貯之別殿，視為玩好舊器而已。”乾隆將這個假貨當作工藝品放在宮殿中儲存起來，聊作玩物。
明清兩代，不時出現“發現傳國玉璽”的傳聞。但拿出來的玉璽都是附會仿造的贗品。這一時期的人們對傳國玉璽的態度大為改變，不像之前朝代那樣看重了。據《明史。輿服誌。皇帝寶璽》載，禮部尚書傅瀚談及地方送來的各種所謂“傳國玉璽”時評論道：“自秦始皇得藍田玉以為璽，漢以後傳用之。自是巧爭力取，謂得此乃足已受命，而不知受命以德，不以璽也。故求之不得，則偽造以欺人；得之則君臣色喜，以誇示於天下。是皆貽笑千載。”他認為正是人們對傳國玉璽的過分看重才導致了仿冒盛行。乾隆禦製的《國朝傳寶記》也說：“會典所不載者，複有‘受命於天，既壽永昌’一璽，不知何時附藏殿內，反置之正中。按其詞雖類古所傳秦璽，而篆文拙俗，非李斯蟲鳥之舊明甚。.若論寶，無非秦璽，既真秦璽，亦何足貴！乾隆三年，高斌督河時奏進屬員浚寶應河所得玉璽，古澤可愛，又與《輟耕錄》載蔡仲平本頗合。朕謂此好事者仿刻所為，貯之別殿，視為玩好舊器而已。夫秦璽煨燼，古人論之詳矣。即使尚存，政、斯之物，何得與本朝傳寶同貯？於義未當。”看來，就是做皇帝的人，對玉璽的真偽也看得很開了。
1924年11月，馮玉祥等人驅逐末代皇帝溥儀出紫禁城時，警察總監張壁和鹿鍾磷等人曾在宮中追索鑲金的傳國玉璽，的確沒有找到。至此，人們相信，真正的傳國玉璽早已經被慢慢的曆史黃沙所湮沒了。
考慮到傳國玉璽是材質奇特的和氏璧所製，應當流傳萬年不壞。說不定它正靜靜埋藏在某個不為人知的地方，等待有心人去考證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