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常情：用尺量東西的時候就會取長棄短，用稱來稱東西的時候就會取重棄輕。衡量個人得失的時候就會選擇對自己有利的。英明的君主認真觀察這三種情況，那麼治理國家的原則就能確立，而民眾的才能就可以得到利用了。國家對民眾的要求不多，可民眾躲避國君約束的辦法很多。對內役使民眾歸屬農業，對外讓民眾專心於作戰，所以聖明的君主治理國家，多製定禁令，用來限製民眾對農戰不利才能的發揮，喜歡利用實力來斷決民眾的欺詐行為。這兩個辦法普遍使用，那國內的民眾就會一心了，同眾一心，就會專心務農；專心務農，那麼就會淳樸，民眾淳樸，就會安心住在家鄉而討厭外出了。所以聖明的君主治理國家，讓民眾將資本寄托到土地裏，而很少去托身外國危險之地。民眾將資本寄托到土地裏就會淳樸，托身外國危險之地就會迷惑。民眾在國內樸實，在外國迷惑，所以他們從事農業生產盡力而作戰積極。民眾努力從事農業生產資本就會增多，作戰積極鄰國就會危險。民眾資本多就不容易帶著出逃，鄰國危險就不會去投靠。沒有資本，投身外國危險之地，就是瘋子也不會這麼做。所以聖明的君主治理國家，觀察風俗，確立法規，就能把國家治理好。弄清國家的根本在耕戰，就能製定適當的國策。不觀察當時的風俗，不考察國家的根本，那麼國家法令就是製定了民眾也會混亂。政務繁忙而功績少，這就是我所說的過失啊。
刑罰是禁止奸邪的工具。賞賜是輔助刑罰的工具。羞恥、侮辱、疲勞、痛苦是人民憎惡的對象。顯貴、光榮、安逸、快樂是人民追求的對象。如果國家的刑罰不是可以憎惡的東西，官爵、俸祿不是值得追求的東西，這就是亡國的預兆了。如果該受刑罰的人隱藏漏網，那麼百姓就邪僻遊蕩，不以刑罰為苦，對於君上存著僥幸的心理，而去追求私利。如果顯貴、光榮不出於一個門路，那麼官吏就要追求勢力、巧取名譽。百姓不怕犯法，刑罰就要頻繁；官吏不執行法令，刑罰就要錯亂。刑罰頻繁而又錯亂，國家的奸人就會多起來。這樣，富人就不能保有他們的財產，窮人就不得從事他們的職業，土地就因而荒廢，國家就因而貧窮。土地荒廢，人民就要詐騙。國家貧窮，國君就缺少財物進行賞賜。所以聖人治國，受過刑的人在社會上沒有地位，犯過罪的人在朝廷上沒有官做。如果受過刑的人還有地位，官吏就會看不起自己的地位。如果犯過罪的人還穿著錦衣，吃著肉，百姓就會貪圖非分的利益。官吏看不起自己的職位，就會以自己有功為可恥。百姓貪圖非分的利益，就會誇示自己的奸巧。本來，刑罰是禁止人們作奸的工具。官爵是鼓勵人們立功的工具。現在國家設置官爵，而人們認為可恥；製定刑罰，而人們認為可樂。這就是法度和方法上有錯誤了。因此，國君必須掌握大權，統一政策，而製定方法。設置官吏，授予爵位，要輕重相當。任用群臣，要討論勞績，根據功勳。這樣，衡量上級下級的秤就會平衡了。衡量上級下級的秤平衡了，臣民就能用盡他們的力量，國君也就能掌握自己的權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