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賈誼“過秦”，總結了秦政之失和秦朝速亡的教訓，但對商鞅，還是以肯定為主的。
到了西漢昭帝時期，朝廷召開了一次著名的“鹽鐵會議”。這次會議其實是儒生與法家之爭。禦史大夫桑弘羊等人代表法家，主張嚴刑峻法、鹽鐵專賣；賢良文學則主張推行德治，與民休息。賢良、文學，是西漢時舉擢人才的兩個科目，他們都是儒生。
爭論自然提及商鞅。賢良、文學是持否定商鞅的態度的，《鹽鐵論》的整理編輯者桓寬是傾向於他們的立場、觀點的，他把專門討論這個問題的一篇定名為《非鞅》。桑弘羊是肯定並讚賞商鞅的，他是“是鞅”派。
請看桑弘羊對商鞅的評價，他說：
從前商鞅相秦，內立法度，嚴刑罰，飭政教，使想作奸犯科的人無法得逞。
秦國任用商君，國家因而富強，後來終於並六國而完成帝業。
商鞅起自於布衣，自魏入秦，過了一年就當了秦相，革法明教，而秦國大治。
而賢良、文學激烈地批評商鞅，他們說：
商鞅實行嚴峻的法律，貪圖利益，秦人無法生活，相與哭喊著呼喚孝公。
商鞅以重刑峻法為秦國的基本國策，所以二世而失國，刑罰很嚴峻，又行連坐之法，使百姓戰栗，手足無措。他重利輕義，高力尚功，雖然使國土拓廣，但如同一個人怕水，卻又使水不斷加深一樣。不能光看商鞅為秦開帝業，而不知他也是為秦鋪設通向死亡之道啊。
對於商鞅之慘死，賢良、文學是慶幸的，視為罪有應得，死有餘辜；他們說：“秦人怨毒商鞅之法，對他恨之人骨，所以孝公死後，舉國而攻之，東西南北，他連個藏身之地都找不到，終於遭車裂之刑，族滅之災，為天下所笑。這個人完全是自殺，是自取死亡，而不是別人害他呀。”
桑弘羊對於賢良、文學對商鞅的攻擊是作了有力反擊的。賢良、文學意氣用事，有的話是過激之言，有的則並無根據。例如，他們說秦國百姓“相與哭孝公”，就於史無據，難以憑信。他們說商鞅為亡秦鋪了道路，也是亂扯因果，正如桑弘羊所說，亡秦的是趙高，而不是商鞅，把亡秦的責任推給商鞅，是不合實際的。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兩千餘年間，基本上是儒家思想在中國占統治地位，法家也就不那麼光彩了。曆代儒生談起商鞅，大都是否定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