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個社會，一種文化，都有其占支配地位的價值標準，決定著人們的崇尚，指引著全社會的行為取向。什麼是“好”的，什麼是“壞”的，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都並非完全由個人的好惡所選擇，而是由社會存在所決定。
在階級和等級社會中，富貴是社會上普遍追求的目標，尊富賤貧、尊貴賤賤，也是普遍的價值觀念。富和貴，有著密切的聯係，但也並不相同。所謂富，就是擁有較多的財產——動產和不動產，土地、房屋等，是最重要的不動產，貨幣，是最重要的動產。古時說到富人，總會以範、白為例（範是春秋時期的範蠡，他原是輔助越王勾踐的政治家，後來經商，取得成功，成為巨富；白是戰國時期大商人白圭，極善經營，家累萬金）。所謂貴，就是在等級製度下，擁有特殊的社會地位和特權。在專製統治確立後，皇帝就是全國最大的貴族，以下則有親王、公、侯等，都是社會上的貴者。再有官僚係統，也有品級等第之分，高者相對低者為貴。書生應試及第，中進士者較舉人為貴，而眾進士中，又以狀元為最貴。總之，貴是相對而言的，是一個越往上越小的寶塔尖。
取富貴可以多端，而商鞅使之簡化和一元化了。他所確定的原則是“富貴之門必出於兵”，這就等於說，要富貴，須從軍作戰，也隻有從軍作戰，才能獲取富貴。
隻有參軍參戰，在戰爭中奮勇殺敵，才是無尚光榮的，不戰而榮的人，被他列入奸民，應當受到全社會的鄙夷。商鞅就這樣，主要靠政策導向，確立了秦國的最高價值標準，並且使之得到了秦國上下的公認。這一點，對於秦國軍事上的強大，無疑是至關重要的。
商鞅把戰爭看成是一切政策的立足點和出發點。他的言論，很少離開過“農”“戰”二字，而農也是為了戰，是為戰服務的。
自從商鞅到了秦國，成了秦國的靈魂後，他就把秦國置於戰時狀態之下，他也做起了秦國的戰時宰相。在他治理下的秦國境內，一切都服從戰爭這一最高目的，誰也不能反對和違抗。
變法是為了強國，國力的強大要靠戰爭來顯示。強國是為了爭霸，霸權又要靠戰爭來謀取，因此，商鞅談什麼都離不開戰。
一個國家，要曠日持久地進行戰爭，並非易事。但在當時的時勢下，這不僅具有可能性，而且甚至還有來自各方麵的推動和支持。
商鞅對秦國進行了充分的改造，他使秦國變成了一架戰爭機器，戰爭成了秦國的頭等大事，也成了秦國上下的熱門話題。就是商鞅本人思想、理論的焦點，也完全是在這個話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