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天後的一個夜晚，在昏黃的燈光下，商鞅從書架上取下一卷書，書名是《法經》。
他還沉浸在公叔痤去世的悲傷和惋惜之中。公叔痤對他有機遇之恩，與他談話最為投機。雖說他向魏王取薦商鞅沒獲采納，但商鞅還是很感激他。
就在幾天前，公叔痤向他詢問過《法經》裏的一個問題，現在公叔痤死了，他不禁又想起這個問題，想把這卷《法經》鑽研一番。
商鞅雖然是貴族的子孫，可是在幾代以前，他的家庭已經沒落了。他的父親是一個平民，既沒有做官掌權，又沒有田地、奴隸等等財產，家裏並不富裕。
衛國有個貴族，家裏請了一位老師教子弟讀書，商鞅的父親托人說情，好容易才讓商鞅也到這個貴族家裏，跟那些貴族子弟一起讀書。老師姓屍名佼，是個博學的人。
貴族家裏非常講究“禮”。這“禮”，並不隻是一般人和人相見的禮節，而是奴隸主貴族在政治上、經濟上統治的製度，以及維護這種製度的禮節儀式。例如貴族子弟穿絲綢衣服，商鞅卻隻能穿麻布衣服，因為他是平民。貴族又分許多等級，不但衣服、帽子的質料、式樣、顏色和所加的裝飾要依各人的等級而不同，吃的飯菜、住的房子、坐的席子以及出行的車馬、死後的棺木等等，也都依各人的等級而不同。這都叫做禮。他們用禮來劃分貴族和平民、奴隸的界限，又用禮來劃分貴族的等級。
周朝是一個等級分明的社會，但到了戰國時代，平民的力量開始崛起，試圖打破這堅冰一般的等級，使人的能力都得到發展，生產力得到解放，這無疑是進步的。商鞅就代表這股進步的力量。
一個社會有等級、有秩序當然是必要的，但它的缺陷太僵化，使人感到壓抑。對統治者、既得利益者來說是好事，對被統治者、被壓迫者來說就不那麼美妙了。
孔子與商鞅同為沒落的貴族，孔子就試圖恢複周禮。他有句名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總之離了禮，人就無法從事一切活動。他做官以後，席子沒有擺正就不肯坐，肉切得不方正就不吃，處處遵循著禮。孔子代表一種社會理念，商鞅也代表一種社會理念。我們不能簡單地說一方是對的，另一方是錯的。這世界不是隻有黑白兩種色彩。
商鞅很討厭孔子的說教，他認為“禮”就是貴族壓迫下等人的工具。有一天他對老師屍佼說：“孔丘的話是一派胡言，這種書我不想讀了！”
屍佼是魯國人，史書上說他“非先王之法，不循孔氏之術”，有法家傾向。他聽了商鞅的牢騷，微微一笑，拿出一部《法經》，交給商鞅說：“這部書和《論語》完全不同，你好好學習吧。”商鞅就是這樣與《法經》結緣的。
《法經》共六卷，講的是對那些殺人、搶劫、偷竊、賭博、貪汙等等犯罪行為的處罰辦法。商鞅讀完一卷又讀一卷，如獲至寶。最使他滿意的是：《法經》的規定不但適用於平民和奴隸，而且適用於貴族。貴族犯法，也按規定處罰！從古以來，貴族之間用禮來約束，刑罰專用來對付平民和奴隸。孔丘就是這樣主張的。《法經》打破這個老規矩，商鞅感到非常痛快。
商鞅問屍佼：“《法經》的作者是誰？”
“作者叫李悝，是幾十年前魏國的相國。魏國在李悝治理下，進行政治改革，成為‘七雄’中最富強的國家。李悝不但編著了《法經》，還提出了‘盡地力’的主張。‘盡地力’就是盡量發揮土地的作用，例如開墾荒地，擴大耕地麵積，精耕細作，提高產量等等，都是盡地力的辦法。他反對貴族們依靠親屬關係把持政權，主張選派有才能、肯實幹的官吏來治理國家。他還主張獎勵有功勞的人……”
“好呀！”商鞅激動地叫了起來，又問：“李悝現在在哪裏？”
“早已死了。他手下有一個地方官叫吳起，是個有名的將領，著有《吳起兵法》。吳起也主張革新政治，可是受人陷害排擠，在李悝死後逃到楚國，現在也死了。”
屍佼還告訴商鞅，李悝、吳起這一類主張革新、重視用法律治理國家的人，被稱為“法家”。法家在魏國一度有很大的影響，後來李悝死去：吳起出走後，法家受到貴族們的攻擊，勢力小了，可是影響還很深遠。例如當今相國公叔痤，就是同情法家一派的主張的。
屍佼的談話，使商鞅大開眼界，受到莫大的鼓舞。商鞅非常崇敬李悝，決心沿著李悝的路走下去。
商鞅因為愛讀《法經》而崇敬李悝，因為崇敬李悝而決心離開衛國到魏國來。因為他和公叔痤都相信法家一派的主張，所以公叔痤對他很重視，很信任，他也雄心勃勃，想在魏國做一番事業。
可是今天，公叔痤已經死了，魏惠王又不願重用他。前路迷茫，何去何從？
看著眼前的《法經》，他陷入了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