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問：“怎麼劃？什麼顏色的？向哪兒劃？”
沈醉同情我說：“過去的事別太傷心，慢慢說，心裏痛快……那時我們在押，不知道反右。”又用手勢對皇帝擺著說：“老溥別攪鬧亂問，聽著好不好？”
我看大夥都不能理解，得仔細向他們說：“右派分子什麼顏色也沒有，隻是因為我丈夫吳祖光，他提意見，照說是好心，動員他說是幫助黨，多說更好。他真的說了，就成了反革命向黨進攻了，給他戴上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革命右派分子帽子……”
皇帝又不解地問：“是鐵帽子還是鋼帽子？反正是沉重的。監獄罪犯，戴的手銬、腳鐐？是刑法呀？……”杜聿明說：“別亂說了。”沈醉說：“是個名稱，戰犯不也是名稱嗎？”我說：“就是個運動中時興的罪名。”
皇帝仍是不解地問：“你幹了什麼犯罪的事？”我說：“我是從的，也沒有讀過書，從來一步兩個腳印，不敢做錯事，連話都不敢多說，哪敢做錯事，哪敢犯罪呀？我看見警察就鞠躬，麵前有個電線杆子，我都行禮。”
沈醉、杜聿明等都笑了，唯有皇帝不笑，還在認真地問：“那你怎麼也在1959年12月又得到新生的體會？我更不明白了……”
我就進一步回答說：“我丈夫在1957年因提意見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定了反黨的罪，逼我和丈夫離婚，我想我們結婚後生了三個孩子，他在文化上、藝術上都幫助我，生活上照顧我，是夫妻也是師徒。他在好的時候是專家，是愛國的名人，我跟他結了婚，現在我也受了冤屈被劃成了右派，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人了，我要跟他離婚，以後怎麼做人？會應了那句舊話：‘婊子無情，戲子無義’了，我把心一橫說：‘我是唱戲的，演的盡是貞烈節婦，要是跟祖光這時候離了婚，人家會罵我楊花水性，我不能這樣。他改造好了，我們還是一家人！’對方說：‘我們把他送走！’我說：‘送他走，我等他回來！’‘你……你等他多少年？’‘王寶釧等丈夫18年，我等28年！’對方大怒，拍了桌子，我也膽大了，豁出去了，心裏堅定了。
“由於這次對話不順對方的心，因此我也被判了罪，被戴上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分子帽子。從那天起，我的罪可受多了，一家人骨肉分離，深夜冰天雪地，丈夫被送到遠離北京的北大荒勞動改造，因為需要我唱戲，台上唱戲，台下勞動改造，觀眾看戲還沒有全部離開劇場時，我這個台上唱主角兒的已經脫了戲裝去掃廁所了……從1957年後戴著右派帽子的我，盼啊！盼啊！盼來了1959年，這年12月的一天，我也被宣布摘掉了右派帽子，也說我改造得好，那一時刻，我從心裏感到輕鬆，也認為是得到了新生啊！和溥儀當時有共同的感受。”
聽得出神的皇帝溥儀兩眼淚汪汪，他說：“原來是這樣，要不咱們怎麼成了難友了，難友有共受難的感受，難友真好。”我說：“沒有幾年，這不是又來了個‘文化大革命’嗎？我又是個名牌摘帽右派死老虎，痛打！也好，能和你們這些有名的人物一起勞動改造，在我的生活上又豐富了一頁呀！”
這時，巡診的醫生過來了，因為醫務人員也是屬於舊軍、警、憲、特、地、富、反、壞、右知識分子臭老九之列的人，也大都是批鬥對象，他們對我們也有同情，也有挨批鬥的感受，大都對我們不錯。皇帝聽到我的這段苦難經過，兩眼哭紅了，他本來有點兒牙朝外，這時下意識地張開了一點兒嘴，流出了口水。聽直了眼正發呆，看管人大聲說：“幹活！你們這些‘牛、鬼、蛇、神’幹什麼？開什麼反黨會議？”
大夥都聽著沒有動，隻有溥儀緊張地站起來了，個子又瘦又高，很突出，醫生這時走近皇帝，用手摸摸他的頭對看管人說：“溥儀他發燒了。”說著用手指著溥儀說：“你跟我來，到醫務室拿點兒藥！”
沈醉看皇帝發愣不敢走，說：“你去吧，這些活我替你完成好了，快去吧。”
皇帝竟也變得聰明了！他裝著很難受，又是鼻涕又是眼淚地低著頭，彎著腰突出了駝背，跟醫生走向了醫務室。沈醉、杜聿明跟了幾步對我說：“溥儀他也學聰明了。”
我說：“這叫隨機應變，連皇帝也學會做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