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大會，由於周恩來親自掌握，精心布置，選擇時機，因而進行順利，僅用一個半鍾頭便告結束。由此，陳毅外長闖過了萬人大會“檢查”這一關，成為國務院係統被“解放”的第一位副總理。
我們的陳老總如果就此順勢下個台階，今後在一些場合隻講些不痛不癢的“應景”的話，他的外交部長的座位該是坐得比較穩當的--陳毅自己也明白：“隻要我陳毅不吭氣，住在中南海是不成問題的。”
然而，陳老總畢竟還是陳老總！為了顧全大局和維護黨的威信，為了他和周恩來共同開創的新中國的外交事業，也為了總理--這位幾十年同舟共濟的戰友，他可以向造反派承認“錯誤”，當麵“檢討”。但麵對日益猖狂的邪惡勢力，他決不低頭，他還要講話，還要仗義執言！
時過3周，1967年2月16日下午，在周恩來主持的懷仁堂碰頭會上，譚震林等老一輩革命家終於按捺不住心頭的怒火，向著亂黨亂國亂軍的中央文革小組的一夥人發動了一次總攻--這就是著名的“大鬧懷仁堂”。在這場總攻擊中，我們的陳老總又理所當然地站出來講話，成為“大鬧懷仁堂”的主力之一。
據說，毛澤東事後在聽取張春橋、王力等彙報時，對其他老同誌批評“文化大革命”的言論都未動聲色，似不介意；唯“彙報”到陳毅翻出曆史舊賬，反對沿襲延安整風期間康生等人大搞整人（周恩來當時是被整對象之一）那一套“左”的做法時，毛澤東才變了臉色，乃至最終大發“無產階級的震怒”。
在批判“二月逆流”的日子裏，陳老總沉默了。3月、4月、5月，那近百個日日夜夜，“大鬧懷仁堂”的幾位老帥、副總理的日子都不好過。隻是在3月18日，最後一次“中央政治生活批評會”（即批鬥“二月逆流”的幾位老同誌的會議）開過之後，我們的外交部長才長長地舒了一口氣，感歎道：“這‘三·一八’可真不是個好日子喲！”陳老總在這裏指的是40年前，反動軍閥段祺瑞在北京製造的屠殺示威群眾的“三·一八”慘案。那時，26歲的陳毅曾親自組織參加了這場反對段祺瑞政府的群眾鬥爭。當然，陳毅的這句“牢騷”話是私下裏說給身邊工作人員聽的。
然而，在“後台老板”的鼓動下，外事係統的造反派們卻一天也沒有沉默。就在江青、康生為首的中央文革一夥人對陳毅等老帥和副總理們大興問罪之師之際，外事口的各路造反派們也爭先恐後，一起動作，紛紛把“炮火”集中到陳毅身上。為表明自己最“革命”，造反派們所使用的口號也越來越升級，由原來“批判”、“火燒”，發展為“炮轟”、“打倒”，直至最後竟使用了“陳毅不投降，就叫他滅亡”這種最極端的口號。一時間，對陳毅“問題”持什麼態度，用什麼口號，都成為劃分某個群眾組織是“革命派”還是“保守派”的標誌。由此，不少群眾組織內部出現分裂，不同觀點的派別之間相互不服，紛爭不已。最後，隻要堅持“批判”而不同意“打倒”陳毅的組織，都一概被戴上“保守”、“折中”的大帽子。
為證明本組織是“堅定的左派”，一些持極端觀點的造反派和紅衛兵組織還競相衝擊外交部，並在首都主要街道大搞遊行示威，把“打倒陳毅”的口號公之於眾，以率先“揪”外交部長的行動，來顯示本組織已獲取外事口批判陳毅的“領導權”。對此，周恩來不顧自己被攻擊、受責難的危險，再次挺身而出，堅決頂住外事口造反派揪鬥陳毅的狂潮。
1967年5月11日晚至12日淩晨，周恩來連續與外事部門造反派代表談話，嚴厲批評他們近來一係列極端行徑，並為一直拖延不開的第二次外事係統“批陳”大會與造反派據理力爭，反複周旋。下麵是周恩來同造反派們的部分對話：
外交部“聯絡站”（理直氣壯地）：今天上午遊行是我們聯絡站發起的，支持我們的還有外事係統的9個組織。我們發起遊行的主要一點是要求陳毅必須馬上到群眾中來！根據“揭發”的材料，陳毅是外交部和外事口最大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是，從他1月24日大會“檢查”之後，他至今沒有到群眾中來，這是有意逃避群眾的揭發批判……
總理：本來“五一”前，我已有安排，準備讓陳毅再作檢查。但“五一”節耽擱了一下，沒安排上……今天，你們外交部帶頭搞這樣一個示威遊行，還聲稱要把陳毅同誌抓走，我不能答應你們，也沒法擔這個風險。你們的情況不同，你們不是學校，不是紅衛兵，你們是外交部，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還有“業務監督小組”的名義。我希望你們冷靜地考慮一下這個問題，我們要防止對黨、對國家不利的一切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