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在參加抗爭的老同誌們心目中占有特殊位置的周恩來的態度和作用，這時候也不能不是一個重要的因素。不言而喻，一直與二月抗爭的老同誌們關係密切的周恩來，這時候承擔的是一個極其艱難、卻又十分痛苦的“角色”。在仍然堅持“文化大革命”錯誤的毛澤東與思想感情同“文化大革命”格格不入的老同誌們之間，周恩來已經沒有回旋的餘地。他甚至不能不親自出麵，負責召集和主持同年2月下旬至3月中旬連續召開的針對幾位老同誌的“政治生活批評會”（“政治生活批評會”期間，由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開列的供“批判”用的材料中，就有一份經李富春起草、周恩來審批的國務院係統開展運動的報告）。在這樣的會上，他不得不講一些違心的話，其中包括對那些犯“錯誤”的老同誌，也包括對他自己。
在懷仁堂的會議室裏，江青、陳伯達、康生、謝富治一夥對李富春、陳毅等老同誌窮追不舍，大肆圍攻批鬥。他們指責幾位老帥們在中央碰頭會上的發言是“反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否定延安整風運動”。康生危言聳聽地指責說：“這是（八屆）十一中全會以來最嚴重的反黨事件！”“是一種政變的預演，一種資本主義複辟的預演！”江青宣稱：“你們的目的，是想為劉少奇、鄧小平翻案！”“保護老幹部，就是保護一小撮叛徒、特務……”陳伯達也表示：“反對文化大革命，炮打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這是自上而下地複辟資本主義，這是顛覆無產階級專政！”
此外，他們還使用各種帽子、棍子，如“俱樂部”、“黑幹將”、“聯絡員”等等，竭盡攻擊誣蔑之能事。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因協助周恩來處理日常工作，是主管國務院工作的業務組長，幾位副總理經常到他那裏討論問題。康生便誣稱李是“俱樂部主任”。對此李富春冷言回答：“好嘛，那你就組織專案審查吧！人有嘴，話總是要講！”
3月18日，是“政治生活會”的最後一天。老同誌們“大鬧懷仁堂”一事，終於被定性為“二月逆流”。陳毅從會場回到家裏，感慨地對工作人員說：“真是巧合！41年前，1926年3月18日這天，在黨和李大釗同誌領導下，我們組織4000多市民、工人、學生，衝擊北洋軍閥段祺瑞的反動政府，革命群眾遭到屠殺。魯迅痛斥‘三一八事件’這天是‘最黑暗的一天’。想不到41年後的今天，我因反對這一類反動家夥，竟受到批判！”
二月抗爭失利後，江青公開向主持黨政日常工作的周恩來伸手要權，中央政治局被迫停止活動，中央文革小組實際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的職能。
從這年3月起，林彪、江青一夥在全國掀起“反擊自上而下的反革命複辟逆流”的浪潮，更大規模地打擊迫害對“文化大革命”不滿和抵製的各級領導幹部，使本來已經混亂的局勢更加惡化。
在江青的直接授意下，戚本禹與北京高校紅衛兵“五大領袖”之一、北京師範大學的譚××密謀商量，決定“反擊‘二月逆流’先從譚震林開刀”，“反譚震林可以從大寨展覽開刀”。3月8日前後，北師大等院校的紅衛兵組織相繼製造了衝擊北京農業展覽館和衝擊“工業學大慶”展覽事件。在十分複雜的局麵中，原農墾部部長王震等堅決保護老一輩革命家，廣大幹部群眾也同林彪、江青一夥掀起的黑風惡浪展開鬥爭。
3月14日，在林彪、陳伯達等人操縱下，首都北京街頭出現了不明真相的大批群眾的示威遊行，他們高喊打倒“二月逆流”、打倒“國務院五個副總理和軍委四個副主席”，“用鮮血和生命保衛中央文革”等口號，掀起全國性反擊“二月逆流”的第一個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