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造成牧區這種原始落後生產方式的原因，除了觀念守舊，習性使然，根本的還是曆代封建統治階級的掠奪和索取倍於其給予，而從來都不加以引導和建設。雖然以上說的是新中國成立前牧區的情形，但新中國成立初期並沒有太大的變化，1951年與1952年在甘肅河西和青海防疫牛瘟時的情形也說明了這一點。當年國立獸醫學院的師生參加了這兩次“圍剿”瘟疫的戰役，他們不但要克服艱苦的環境和惡劣的氣候帶來的困難，而且還要突破群眾中落後習俗帶來的阻力。一些藏族牧民認為牛瘟是老天降下的災難，隻能念經拜佛祈求保佑；還有的牧民將病牛的皮張和內髒拿到河邊去洗，糞便汙染了水源，引起疫病向下遊急劇蔓延；有的怕牛打了針不下犢，不讓防疫人員上門。直到做通了思想工作，讓群眾看到了科學技術的威力，工作才打開了局麵。這些積重難返的問題和相沿成習的陋規，既需要西北地區黨和政府從根本加以扭轉，也需要有一個精通業務，善於謀劃的人去開題破局。
西北軍政委員會主席彭德懷，副主席習仲勳、張治中等領導目光犀利，他們看中了留德雙博士盛彤笙，以他的才學，以他的年齡，以他的資曆，大西北當時難以找到第二人，自然他成了畜牧部業務領導的不二人選。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短短3年中，盛彤笙分別由毛澤東主席4次簽署任命書、周恩來總理2次簽署任命書，委以重任。
1950年4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毛澤東主席兩次簽署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通知書，分別任命盛彤笙為西北軍政委員會畜牧部副部長和西北軍政委員會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這是盛彤笙在新中國成立後獲得的首次任命。
盛彤笙在畜牧部的工作，得到了習仲勳等大區領導的肯定，1952年底西北軍政委員會撤銷，設立西北行政委員會，他的職務得到新的晉升。中央人民政府批準任命彭德懷為主席，習仲勳、張治中、馬明方、楊明軒、賽福鼎、馬鴻賓、黃正清為副主席。委員由49人組成，均為西北大區軍政要員和少數民族、民主黨派的上層人士，如王恩茂、王震、白如冰、汪鋒、孫蔚如、馬文瑞、張仲良、張宗遜、鄧寶珊、包爾漢、喜饒嘉措、張達誌、張德生、吳鴻賓、陶峙嶽、彭紹輝等人。現在上了點年歲的人都熟悉這些名字，他們中的大多數以後都成為各省、自治區主要領導或中央部門的主政官員。盛彤笙以時任西北畜牧獸醫學院院長身份進入西北行政委員會，在1953年一年中，他分別獲得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的三次任命。
1953年1月14日，毛澤東主席簽署任命通知書，任命盛彤笙為西北行政委員會委員；
1953年5月15日，周恩來總理簽署任命通知書，任命盛彤笙為西北行政委員會畜牧局副局長；此前的1951年2月2日，周恩來總理還簽署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任命通知書，任命盛彤笙為西北獸醫學院院長；
1953年12月9日，毛澤東主席簽署任命通知書，任命盛彤笙為西北行政委員會財經委員會委員。
這是幾次重要的任命，同時擔任西北局委員、財經委員會委員並兼任局長的人，可謂少之又少。這使盛彤笙躋身西北局領導成員的行列，參與到西北局重大問題的決策中來。現在黨和政府給了他一個在整個大西北施展才華的空間，他可以在畜牧業的恢複和發展的舞台上，導演出一幕幕精彩的話劇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