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句耳熟能詳的廣告詞：“沒有最好，隻有更好。”其實，現實生活中就有最好。拿盛彤笙來說，幹任何事情，不幹則已，要幹就要幹成最好的。他不但將西北畜牧獸醫學院辦成亞洲一流，而且連內部附設的家畜病院，也辦得令世人矚目。
1955年6月3日，新華社記者黃靜以《訪問家畜病院》為題，對西北畜牧獸醫學院的家畜病院進行了專題報道，稱：
“在蘭州市西郊，靠近黃河南岸，有一座設備完善的家畜病院，它是由西北畜牧獸醫學院附設的。蘭州市四郊農民的牲畜有了病，隨時都可以到這裏來治療。西北畜牧獸醫學院的學生也常到這裏實習。”
1954年，《人民畫報》11月號以《家畜病院》為題，將此作為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成就向國內外進行了專題報道。
1954年第3期《西北畫報》以《西北畜牧獸醫學院》為題，對西北畜牧獸醫學院作了全麵報道，其中家畜病院是報道的重點。
1955年10月30日，《甘肅日報》在第四版用整版的篇幅，以圖片為主並配以文字的形式，報道了《家畜病院》，稱：
“蘭州西北畜牧獸醫學院家畜病院，擁有相當齊全的診療和化驗設備，在內外科和產科方麵已有了顯著的成績。五年來，這個病院因挽救牲畜的死亡而使農牧民避免了的損失約在一百億元（舊幣）以上。老鄉們對家畜病院十分信任。”
家畜病院為何如此受到各大媒體爭相“追捧”呢？
盛彤笙認為，獸醫專業是一門實驗性很強的學科，如果培養出來的人解決不了實際問題，那就是教育方式的失敗。所以，從建校一開始，縈繞在盛彤笙心中的一件事，就是要辦一座高水平的家畜病院，一方麵解決高年級學生的臨床實習和教師的科研問題，提高教學水平；同時也為農牧民治療病畜，減輕他們的經濟損失。
1949年3月，在當時政局不安、社會動蕩的情勢下，學院與西北獸疫防治處合作，因陋就簡，成立了家畜病院臨時門診部，聘請尚在美國留學的獸醫內科專家蔣次昇為主任。蔣未到之前，診務暫由教務主任朱宣人教授、寄生蟲科主任許綬泰教授以及秦和生副教授主持，先在院內的4間土房裏開張。以後，西北獸疫防治處派出了畢業於南京大學的鄒康南、萬一鶴二人，再加上陳北亨、王超人等，力量大為增強。一時，來診的病畜非常多。1949年以前，牲畜的疾病很多，除了牛瘟、豬瘟、炭疽等烈性傳染病外，馬騾的外傷、馬腹痛、呼吸道病、馬鼻疽、牛胃腸炎以及羊寄生蟲病，都是常見的疾病，有一個病院可以就近治療，自然是老百姓的福音，三年級學生的臨床實習問題也得以解決。
1949年以後，由盛彤笙親自設計，開始籌建新的家畜病院。到1952年冬，新病院在伏羲堂的東北角建成，為3層大樓，麵積2324平方米，僅次於伏羲堂。底層為病院和階梯教室，病院中有內科、外產科診療室、外產科手術室、X光室、小動物診療手術室、臨床檢驗室、藥房和藥品器械儲藏室；二層為寄生蟲、微生物、傳染病教研室；三層為教室。另外還有7間平房作住院部，可以同時收容10頭病畜入院治療。家畜病院建成後，教學場地有了很大改觀，伏羲堂就成為理、化、生物、組織胚胎與解剖、生理生化、病理以及畜牧等基礎課教研室和教室，而病院成為專業課教研室，也便於專業教師聯係實際到病院參與診療工作。
說到家畜病院，不能不提到該院創建人之一的鄒康南。1950年畢業於南京大學畜牧獸醫係的鄒康南應盛彤笙之邀來到蘭州，就在國立獸醫學院與西北獸疫防治處聯合開辦的病院，一邊診治病畜，一邊籌建新的病院。大樓建成後，1952年底，盛彤笙派他和總務長買永彬前往上海采購儀器設備，包括大家畜診療架和手術台。當年上海僅有一個獸醫器械行，沒有做過這種設備，於是鄒康南自己動手畫草圖，設計了大動物電動手術台和診療架。由於優質鋼材屬於特控物資，既難以搞到，造價又高，他後來找到一家小工廠，經協商，願在保證質量的前提下，從一艘廢棄的外輪上，將舊鍋爐中完好的無縫鋼管鋸下來，便是做診療架的上好鋼材，手術台也利用絞錨用的絞車盤和其他零件裝備。3個月後，3台帶有吊馬裝置的大動物診療架和大動物電動手術台運抵蘭州，安裝到位，一所設備齊全的家畜病院建成了。以後，在北京舉辦的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成就展覽上，一些人見到過展出的一台家畜電動手術台，和病院的完全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