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從牛津大學返回國內之時正值國民黨在大陸潰敗時期——一直就對國民黨政府極為失望的他，拒絕了國民黨當局以及其他準備前往台灣的友人的邀請，決心留在大陸。
不久，時任嶺南大學校長的著名教育家陳序經邀請陳寅恪前往嶺南大學任教，因為陳序經一直將陳寅恪視為自己的“學術偶像”。就這樣，雙目已經失明的陳寅恪在這亂世當中終於找到了一個可安心讀書做學問的地方。
來到嶺南大學之後，陳寅恪幾乎已經完全失明了，重新走上講台的他卻也邁進了一個黑暗的世界。但是，盡管雙目已經沒有多少視力了，陳寅恪在講課之時卻從不“偷工減料”，相反，他講起課來比之前更加地認真——這就是陳寅恪，那個倔強的學術大師，失明本身對於他來說就是一場比毀滅肉體更痛苦的災難，但是他卻不向命運低頭，而是奮起反擊。
新中國成立之後，陳寅恪受到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關懷和重視。自從1956年起，周恩來、陳毅、陶鑄、胡喬木、周揚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都先後去看望過他。當時主政中南地區的陶鑄專門囑咐在陳家門前修建了一條白色水泥路，以方便他在工作之餘散步。這條路，就是今天中山大學裏著名的“陳寅恪小道”。每天工作閑暇之時，陳寅恪都會和妻子唐筼手挽著手在這條路上散步聊天，隻有在和妻子散步的時候，才是晚年的陳寅恪一天之中最放鬆的時候。他們的女兒陳美延後來回憶說：“在我們眼睛裏，我母親真是非常偉大，而我父親更是天天這樣跟我們說。他一直說的就是，‘我們家裏頭，你可以不尊重我，但是不能不尊重你們的母親。’他說母親是我們家裏的主心骨，沒有我母親，就沒有我們這個家了。”
在這段清淨安穩的日子裏，陳寅恪在閑暇之時還喜歡上了聽戲，對於這位看不見這個世界的老人來說，耳朵早已經成為了他從這個世界上獲取快樂的最主要工具。也正因為如此，步入晚年的陳寅恪幾乎在每次聽完戲之後都會寫一首詩以作紀念，畢竟從百忙的工作中抽出時間來聽戲是一種很難得的享受。
其實，陳寅恪在聽完戲之後會寫詩紀念，很大程度上還是因為他遇上了那個自己最願意傾訴的“忘年交”。陳寅恪和著名京劇演員新穀鶯的關係很好，他特別喜歡聽新穀鶯的戲，而新穀鶯也以擁有陳寅恪這樣一位“超級粉絲”而自豪，所以從他們認識起，陳寅恪幾乎就將新穀鶯當成了他晚年最主要的傾訴對象。1959年，陳寅恪在又一次聽了新穀鶯的戲後，揮筆寫了他晚年比較著名的《春盡病起》三首七律詩歌。分別是：
兼旬病過杜鵑花，強起猶能迎客車。
天上素娥原有黨，人間紅燭尚無家。
關心曲藝休嫌晚，置酒園林僅足誇。
世態萬端同是戲，何妨南國異京華。
江郊小閣倚清寒，新換春妝已著禪。
青鏡鉛華初未改，白頭哀樂總相幹。
十年鮭菜餐能飽，三月鶯花酒盡歡。
留取他時作談助，莫將清興等閑看。
葵羹桂醑足風流，春雨初晴轉似秋。
桑下無情三宿了，草間有命幾時休。
早來未負蒼生望，老去應逃死後羞。
傳與朋儕同一笑，海南更勝海西遊。
1964年，陳寅恪晚年最重要的作品《柳如是別傳》完稿，這一年他已經是一位年近耄耋之年的老人了，身體狀況一直非常差，行走都不是特別方便。但是，這個時候的陳寅恪卻依舊在認真努力地進行著自己的學術事業。既是他晚年時候的助手也是他的學生的黃萱曾經感慨地說道：“寅師以失明的晚年，不憚辛苦、經之營之，鈞稽沉隱，以成此稿（《柳如是別傳》）。其堅毅之精神，真有驚天地、泣鬼神的氣概。”
可是，就在陳寅恪繼續為自己的學術事業而奮鬥的時候，“文化大革命”爆發了，陳寅恪晚年的清淨安穩生活也就此畫上句號。在“文化大革命”爆發的1966年冬天，一代國學大師陳寅恪有了人生中第一次寫檢討的經曆，而且是一寫就寫得至死都沒有停下來過——被批鬥的陳寅恪成為當時中山大學中最大牌的“封建餘孽”，他被戴上了“死不悔改的走資派”的大帽子，一下子由人人敬仰的學術大師變成了人人喊打的“無產階級的專政對象”。陳寅恪的助理黃萱被趕走，負責日常保健的醫生護士也被撤離，存款被凍結，行動被監視，家裏的牆幾乎被大字報給“地毯式覆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