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話偏又說在魯迅逝世，愛之者為其治喪的時期，自然會讓人義憤填膺，欲毀之而後快。
小恩怨大是非全都不是
那麼，到底是什麼，讓蘇雪林態度有了這樣大的轉變，甚至不惜在魯迅屍骨未寒時，對其如此攻訐。
有人說，蘇雪林和魯迅有點小恩怨。在一次文人聚會時，在座的人都對蘇雪林讚譽有加，唯有魯迅，對她視若不見。就連她跟他打招呼時，魯迅也隻是點點頭而已。
那時候的她，剛發表了《綠天》、《棘心》。在文壇，無論是小有名氣的，還是大有來頭的，對她都要高看一眼。按理說，魯迅對這樣的後輩肯定是極為看好的。事實卻不這樣，這未免讓她生疑。
生疑之後，一定要解惑。自己分析來分析去，覺得魯迅不過是一個高坐廳堂的虛偽的權威者，越細想就越覺得他是虛偽的，是肮髒的，是卑鄙的。
自己分析還不夠，再找人分析，又聽到了諸如她喜歡的胡適、陳源等人，正是魯迅攻擊的對象。魯迅自然不喜歡她。
這樣說來，魯迅就一定是一個“奸惡小人”，一定是“睚眥必報”的人了，對於這樣的人，唯有痛恨，唯有痛打，才解意，解的是恨意。
她自己對自己前後態度的轉變，也有一個解釋。這解釋是，她看不慣魯迅對楊蔭榆女士的攻擊。
楊蔭榆女士是蘇雪林所在女高師的校長，她雖然學貫中西，但治學卻頗顯獨裁之風，尤其是支持北洋政府，以封建家長的方式，限製學生的思想和行動自由，自然受到了不少抨擊。
作為左聯戰士，魯迅寫文章批評楊蔭榆就是理所當然了。可是蘇雪林卻認為這是不應該的。一直自稱是五四人的蘇雪林，也曾經和封建家長鬧得死去活來的蘇雪林，卻站在了這位封建家長一邊。在那樣的環境，她受攻擊也就可想而知了。
而她在罵魯迅的穩重時，還有這樣一句話，“左派利用魯迅為偶像，恣意宣傳，將為黨國之大患也”。也就是這句話，又讓一場文字風波轉而成為一場政治文字論。
在大罵魯迅之後，她又寫信給胡適，把自己寫給蔡元培先生的那封信也附在信中，洋洋灑灑地表達自己對胡適的理解、支持。
她以為，這樣的擁護和支持，一定會換來胡適和她步調一致地痛罵魯迅之旅，然而胡適卻回信批評了她。
胡適這樣說：“我以為不必攻擊其私人行為”，“凡論一人，總須持平。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主是持平。魯迅自有他的長處……”
這樣的回信，多少讓蘇雪林有些尷尬，本來以為站在了一個陣營，然而卻全都不是，她還是一個無知的戰士。
魯迅逝世30周年時，已經身在台灣的人，又寫了《我論魯迅》，她直白地說，“我見台灣論壇近年‘捧魯’有漸成風氣之勢，已有人呼喊在台灣重印魯迅著作了”，“我擔心魯迅偶像又將在台灣豎立起來”，於是再次批判魯迅，這樣的執著，已經失去了當年“勇氣可嘉”的鬥爭精神，反而隻剩下一個為鬥爭而鬥爭，為錯誤而繼續犯錯的固執者模樣了。
就是在晚年，人們已經能夠公正評判魯迅作品的價值，拋開那被政治賦予的神秘麵紗後，他的文章還是很受大眾的喜愛。然而她，對這種現象，對魯迅，依然不能釋懷。
對魯迅的文章，依然不能以一個文人的眼光去看，甚至早期對魯迅文章的稱讚，甚以為悔。這樣說來，她又的確是心胸過於狹隘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