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之洞（1837~1909），字孝達，號香濤、香岩、壺公、無競居士、抱冰。直隸南皮（令河北南皮縣）人。曾祖父張怡熊，官浙江知縣；祖父張廷琛，官福建知縣，父親為貴州道員。張之洞受過很好的傳統文化教育，鹹豐二年（1852）直隸鄉試以第一名中舉；同治二年（1863）應利部試，中進士。殿試時，他的文章側重時政，且論述方式不落俗套，某些考官對此不欣賞，但某些考官卻稱讚他的文章。文章交由慈褡太後定奪後，張之洞以探花及第，授翰林院編修。
同治六年至光緒三年（1877），張之洞在浙江、湖北、四川等地執掌文職。他在此期間熱心獎掖人才，在四川任學政時的作為就充分表明了這一點。他在成都創辦“首經書院”，並設一書局刊行古代經典和各朝史籍；為學生們撰有一部有關提高學習和寫作的讀本，名為《軒語》二卷，於光緒四年刊行。同時刊行的還有一部中國要籍提要，名《書目答問》四卷。張之洞為《書目答問》作序言，上署日期為光緒元年。這是一部在中國古文獻學上極有價值的著作，該書多次增補、修訂再版。光緒四年，張之洞在四川任期屆滿返京。此後至光緒七年，主編京畿地方誌──《順天府誌》全書凡一百三十一卷。
光緒五年，張之洞升國子監司業。他在這一職位上盡職盡力，授道傳業，指斥流弊，因而獲得太後的賞識，其聲名也廣為播揚。光緒五年，中俄伊犁之爭進入高潮，這更是張之洞施展才能的大好機會。光緒六年一月，清廷今廷臣會議使俄大臣崇厚與俄簽訂的伊犁條約等事宜。崇厚在此約中允諾付給俄國一大筆賠款，出讓了所爭議地區的大約三分之二領土。張之洞裏上一份措辭強烈的奏折，力主廢除中俄伊犁條約並處死崇厚。他對中國實力持樂觀態度，為主與俄國開戰。由於這份奏折的呼籲，光緒六年二月令左宗棠率軍西征，清與沙俄又重新簽訂了於中國較為有利的條約，張之洞因伊犁事件而聲名鵲起，聲望與日俱增，累累升遷，至光緒八年，提升為山西巡撫。
張之洞到了山西發現，由於饑荒和普遍存在的官吏貪汙腐化，這個地區的情況相當槽糕。他懲辦了作惡多端的禍首，並支持許多振興措施，鼓勵發展地方冶鐵業，扶助書院和學者等等。為培養封建人才，1882年張之洞在山西設令德堂，“選通省高材生肆業其中，專治經史古學”。令德堂不囿於一家之學，而是漢宋學並重。書院聘請的教師中，主講《尚書》的楊深秀精通今文經學，楊秋湄則精通算學、史學、地理學。這些人都是主張變通的。令德堂為山西培養了一大批“通省人才”，其中不乏俊秀之士。如楊之培從其父楊秋湄學地理，從楊深秀、吳錫釗學算學，而“通中西法”成為令德堂楷模。尤其是書院襄校楊深秀後來積極投身於變法事業，直至獻出生命。他還曾經製定了一個開拓內蒙古的方案，他也曾試圖禁種罌粟，並令學者和官員戒掉吸食鴉片之惡習。這一切的努力都證明他是極力想挽救頹敗的局麵的。光緒十年他到廣東就任時，麵臨的主要問題即是當時越南危急的形勢。他的策略是利用劉永福和他的“黑旗軍”攻擊在越南的法軍，以期牽製法軍對台灣的進攻。他盡心竭力地為這次戰事籌餉，其功勞是有目共睹的，當他的某些部下被劾瀆職時，他並未受嚴罰。光緒十一年初，中法開始議和，三月二十九日馮子材（他是張推薦的）率中國軍隊出其不意獲涼山大捷，但涼山之戰並未對議和條款產生影響。條款仍以《李福協定》為藍本，據此，中國放棄時越南的宗主權。張屢次上疏反對議和條款，他強調指出中國在最後時刻之軍事勝利，但皇帝不采納他的意見。
在任兩廣總督的六年中，張之洞腦中裝滿了改革計劃和方案。他試圖在兩廣省內改革稅收製度；他把增收的款項用在多項事業上。光緒十三年，他建立一座兵工廠，該廠最初造炮彈，後又製造小武器，他為在廣東沿海巡邏的艦隊增添多艘艦隻，並於光緒十三年設立一所水陸師學堂，他還招請幾位年輕的留學生做幕賓；光緒十五年，張在廣東開設中國第一家近代錢莊；光緒十三年他創辦“廣雅書院”，這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書院之一。先緒十三年由他本人及幾位官員和商人出資，設立“廣雅書局”。許多學者受聘擔任書局的編輯或校對。該書局在二十年左右的時間內出版了約一百七十六種書。其中大部分為清代學者所撰述。除七種之外，這些著作於1920年均被收入《廣雅書局叢書》再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