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遇大事不驚慌魯莽，更不輕下決斷，總是把眼光放得很長遠，因此才能成就貞觀盛世的豐功偉績。用唐太宗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行事若非深知灼見，不可草率舉行”。這正是唐太宗成功的秘訣之一。
以撫民、安民為主的國策是根據唐初的形勢而製定的，其主要的內容是安撫百姓和重視農業。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十月，唐太宗即位才兩個月，就主持了“自古理政德失”的辯論。
唐太宗說：“大亂之後，在短時問內不可能天下大治。”
魏征說：“不然，人在困難危急之時，擔憂的是死亡，希望天下大治就容易教化。亂後易教，如饑人易食。”
太宗說：“賢明的人治理國家也要上百年，才能使凶暴者改惡從善，廢除刑殺。現在大亂剛剛結束，就想達到天下大治，我不敢有此奢望。”
魏征說：“那是平常的人，不包括英明君主。英明君主施行教化，上下同心，人民積極響應，一年就可以辦到，三年成功，就算太晚了。”
太宗很讚成魏征的說法。
封德彝說：“夏、商、周三代以後，人越來越壞，秦朝使用刑法，漢雜霸道，他們要想民風醇正而不能。現在皇上如聽魏征的話，國家恐怕就要敗亂了。”
魏征針鋒相對，說：“五帝三王，並沒有更換人民，實行無為而治成就了王業，實行仁義道德成就了帝業。在於當時國君的治理和教化。黃帝與蚩尤打了七十多仗，亂到極點，勝利後，馬上就是太平盛世。九黎亂德，顓項征之，既克之後，不失其理。桀為亂虐，商湯放之，在湯之時，即現太平。紂為無道，武王伐之，成王之時，亦致太平。如果說人越來越壞，到現在都變成了鬼魅了？怎麼還可以施教化呢？”
封德彝無言以對。
撫民以靜，是天下大治的先決條件。漢初文景時代的“無為而治”就是讓民休養生息，才出現了“文景之治”。武德年間忙於統一戰爭尚不能讓民休息。武德九年八月，突厥可汗兵臨渭水，唐太宗以政治家和軍事家氣度，和頡利可汗立渭橋之盟。當時如果要打，突厥不一定得到什麼好處。
唐太宗認為：“我剛即位，治理國家需要安靜。國家未安，百姓未富，應該讓他們安靜，使之富起來。”不進行對外戰爭，以減少兵役的負擔。
武德九年十一月，唐太宗與群臣討論“止盜”，有人主張重刑。
太宗嘲笑道：“老百姓之所以為盜，是由於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饑寒其身，所以不顧廉恥。我要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自然不為盜，用不著重刑。”
貞觀元年（公元627年），唐太宗對大臣們說：“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如損百姓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若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亂者。我常想，傷身的不在外物，都是由嗜欲造成的禍患，若沉溺於佳肴美味，歌舞美女，想得到的越多，損失就越大，既妨礙國家，又侵擾百姓。”
貞觀二年（公元628年），太宗對大臣們說：“凡事皆須務本：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凡營衣食，以不失時為本，要使不失時，隻有國君簡易寧靜才行。如兵戈屢動，土木不息，想要下奪農時是不可能的。”
王矽說：“秦皇、漢武，外則窮兵黷武，內則崇侈宮室，人力既盡，禍難遂興，他們不是不想天下安定，而是失掉了安定天下的政策。隋朝的教訓，應引以為戒，這是陛下親身經曆，知道怎樣去改變它。但是開始容易，要堅持就難了，但願陛下慎終如始，方盡其美。”
太宗說：“對，國家安寧與否，取決於國君，國君無為則人民樂，國君多欲則人民苦，我要抑情損欲，克己自勵。”
到了貞觀九年（公元635年），太宗對大臣們說：“初平京師，宮中美女珍玩，無院不滿。煬帝還嫌不足，征求不止，東征西討，窮兵黷武，百姓不堪忍受，所以就滅亡了。這些都是我親眼看見的，所以夙夜孜孜，惟欲清靜，使天下無事。徭役不興，年穀豐稔，百姓安樂。治國優如栽樹，本根不搖，枝葉茂盛，君能清靜，老百姓怎麼不得安樂呢？”
唐太宗就是這樣，把安撫百姓作為大治天下的先決條件，常抓不懈，念念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