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縣尉位卑而任重，事無巨細都得親力親為，簡直瑣碎不堪，因而頗受那些胸懷“青雲之誌”的唐代詩人的鄙視。如唐代詩人高適和白居易，都曾出任封丘縣尉。縣尉低賤的職位，繁重的工作，跟他們理想的生活相去甚遠，因此他們都非常厭惡縣尉的工作。高適在《封丘縣》一詩中，表達了他的痛苦和憤懣。
我本漁樵孟渚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澤中，寧堪作吏風塵下？
隻言小邑未所為，公事百門皆有期。拜迎長官心欲碎，鞭撻黎庶令人悲。
歸來向家問妻子，舉家盡笑今如此。生事應須南畝田，世情付與東流水。
夢想舊山安在哉？為銜君命且徘徊。乃知梅福徒為爾，轉憶陶潛歸去來。
其《同顏少府旅宦秋中》是與顏氏唱和之作，對“英俊沉下僚”的現狀十分不滿：
傳君昨夜悵然悲，獨坐新齋木落時。逸氣舊來淩燕雀，高才何得混妍媸！
跡留黃綬人多歎，心在青雲世莫知。不是鬼神無正直，從來州縣有瑕疵。
詩中的“黃綬”即代指縣尉白居易，進士及第後授盩厔縣尉，盩厔縣屬京兆府。赴任之後，作《京兆府新栽蓮》一詩抒憤：
汙溝貯濁水，水上葉田田。我來一長歎，知是東溪蓮。
下有青泥汙，馨香無複全。上有紅塵撲，顏色不得鮮。
物性猶如此，人事亦宜然。托根非其所，不如遭棄捐！
昔在溪中日，花葉媚清漣；今來不得地，憔悴府門前。
張頤的看法可跟上述詩人們的觀點頗為不同。跟他的祖輩相比，張頤的積極入世，看起來似乎有點離經叛道，確實跟他的祖輩形成了強烈的反差。不過，真正理解張頤的人知道，其實張頤正在以一己之力去探索一些亙古未解的難題，即人道和仙道之間如何協調統一的問題。具體講，張頤探索的難題是：難道修道一定要隱居山林，遠離塵世？難道修道一定是跟世俗的生活相對立不成？這兩者有沒有調和的可能性？張頤自己的家學淵源和自己自動所受的儒家的思想的浸潤，從兩個相反的方向牽扯著他，一個要他出世，歸隱山林，一個要他入世，積極進取。如何在兩個相反的張力之間找到最佳的平衡點？張頤所麵臨的不單是一個個人的命題，而且是一個時代的命題。隨著唐代時期，儒釋道三家進一步的相互交融和砥礪，三家皆經曆著深刻的嬗變。尤其是佛教的本土化運動和大乘思想的廣泛傳播，也深刻地影響了道教的教理教義。道教的教理教義經過崇玄思潮的洗禮之後，如何將追求一己成仙的思想跟普度眾生的大乘精神相互圓融，便成為當時道教理論探索的當務之急。正是因為張頤所處的時代，讓他義無反顧地肩負起了融攝這二者的曆史使命。以張頤忠孝兼重的特點，以及他敢於麵對重大理論命題的挑戰的個性，可以想見，張頤必然勵精圖治，加上他本是貴溪縣人氏，熟悉當地的風土人情，因此他治下的貴溪縣，想必是政治清明，社會安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