毓賢在山東的職位由袁世凱接任。在上任之初，就有一件棘手的事情擺在他麵前：英國傳教士布魯克斯在泰安府被殘忍殺害。袁世凱一方麵氣勢洶洶地尋找元凶，一方麵對義和團示好。
在西方列強的不斷威脅恐嚇下，慈禧太後對義和團的態度早就有所轉變。1899年11月21日，當意大利向清政府強行租借三門灣的時候，慈禧太後向沿海各省總督和文武高官發了一道密詔，密詔中說：“洋人們如同一隻隻凶惡而貪婪的老虎，當他們張開血盆大口咬住中國時，每個人都努力地想要爭取到最大一塊肥肉。他們認為，中國既沒錢，也沒強大的軍隊，因此，中國不敢貿然與洋人開戰。”密詔中還說，這些惡魔們認為，每當中國麵臨國際爭端的時候，都會“友善解決”。中國官員們認為，沒有什麼比戰爭更可怕了，但“我們的官員口中不能出現‘和解’一詞，甚至在此時，心中也不能有這樣的念想……雖然沒有一方會提出和解，但要讓每個人知道要為保全自己國家的領土而努力奮鬥，避免讓我們的國家被侵略者奪去。”
密詔之後，慈禧太後又通過總理衙門向各省總督和巡撫發了一道指令：當洋人強行入侵時，各省不用通過電報向北京朝廷彙報，可以自行開展抵禦洋人的活動。
我們不能說慈禧太後向各省官員發布的這些詔令是沒有道理的。因為，在詔令中，她並沒有對西方列強妄加指責，或者任意汙蔑。但不幸的是，當她意識到局勢已經相當危急的時候，卻不能找到一個能夠幫助她，幫助大清走出困境的、可以信賴的聯軍。
戊戌變法之後，以慈禧太後為代表的保守派對以康有為為代表的改良派進行了打壓與報複，使得正在尋求改革的年青一代早已視慈禧太後為敵。1899年7月，慈禧太後公開了她對改革的態度，在這一年年底，她任命李鴻章為兩廣總督以抓緊對康有為和其他逃亡的改良派人員的抓捕；而劉坤一則到江南去徹底肅清改良派；1900年3月9日，還發布了一道關於逮捕50名在北京的變法支持者的詔書。
在無法得到改良派支持的情況下，慈禧太後隻有把希望放在保守派身上了。然而保守派中根本找不到一個能夠擔當重任的人。榮祿認為，李鴻章是最佳人選，而袁世凱、張之洞、劉坤一也可以納入其中。但李鴻章卻仍然建議慈禧太後投靠俄國，而後三者均為非常謹慎之人，他們不常與外國人交往，缺乏相關外交經驗，對外國人也難以以平常心對待，特別是麵對外國人侵略中國時。
唯一能夠幫助慈禧太後開展反洋人鬥爭的隻有義和團了。因此，慈禧開始轉而支持義和團。從某種程度上說，義和團運動是在朝庭的推動下才得以蓬勃發展。雖然朝庭在其中確實起到了推動作用，但從義和團成立的原由來看，這種說法並不正確。慈禧太後這麼做，也許並不是完全不明智的，因為這場運動始終都是一場中國人的愛國運動，即使這場運動的目的仍是保住封建君主製度。皇室宗親會為了保全手中權利自然會把握一切機會。
向慈禧太後推薦義和團的人是端王載漪？，是道光皇帝五子奕誴次子，後來過繼給嘉慶帝之子瑞敏郡王奕誌。而端王正是因為此次推薦而得到了慈禧太後信任。由於被過繼，端王生父的身份等級由高變低。在端王的成長過程中，他沒有接觸過外國人和外國事務。直到1900年6月慈禧太後任命他主持總理衙門時，他才開始接觸外國事務。在端王主持總理衙門的一段時間裏，大家可以明顯看出，他是一個無知、暴力且野心勃勃的人。但在他剛剛進入慈禧太後視線時，這些特質並未顯現出來。1899年秋天，慈禧允許端王招募一萬名滿族士兵，這些士兵就是後來我們熟知的“虎神”。不久之後，端王在朝中的勢力飛快發展，影響力也與日俱增，端王漸漸成為慈禧太後的左右臂，也漸漸成為對慈禧太後影響最深的人之一。端王向慈禧太後提出，義和團是一個愛國組織，而義和團中發布的那些超自然的指令也足以讓人信服。他因此請求慈禧太後允許他在家中接見義和團成員。
端王對義和團的高度讚揚得到一些皇室宗親的支持，例如：莊親王，同時，也得到了一些官員的支持，例如：毓賢和康義，這些人也同樣深得慈禧太後青睞。後來，《字林西報》？刊登了慈禧太後與一名王姓官員的一次著名的談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