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達中國開始在《香港孖剌西報》的工作時，義和團運動已經發展到頂峰了。從外國記者和中國沿海居民的口中，我常常可以聽到諸如“慈禧太後是個嗜殺成性的老潑婦”或“慈禧太後是一個殺人女魔王”的話語。
時代在不斷變革中前進。近年來，我常常從美國人口中聽到對慈禧的讚美。美國人毫不吝嗇地給予慈禧太後以熱情的讚美，我承認，我並不能解釋清楚其中的緣由，但是這並不能否認歐洲人對慈禧太後的厭惡。
在那些抨擊慈禧太後的作品中，作者們毫不掩飾他們對她的偏見。然而，在1902年至1908年間，慈禧太後的轉變卻讓一些人對她有了不一樣的看法。當時，慈禧太後開始支持義和團，並宣稱讚成改革。盡管慈禧這一轉變吸引了所有西方人的眼球，讓他們開始關注中國近代史，但是即使如此，我們也不能因此而給予慈禧太後一個絕對的評判。
就如本書的最後一段所描述，我努力客觀地陳述每一個事實，並盡量避免對她做一個絕對的定論。我懷著一顆崇敬的心，為慈禧太後寫這一本傳記。我常在思考，在別人看來，我寫這本傳記會不會過於輕率，因為我並不是一個漢學家，通過我書中人名的拚寫便可輕易看出來。但是，我寫這本傳記的動機是單純的，我隻是想讓我的讀者從中獲益。作為一本傳記而非語言學專業的書，在語言上我認為隻要做到通俗易懂就好。
在此，我想對帕克教授、賈爾斯教授、港英政府輔政司駱克先生以及威海衛高級專員給我幫助予以真誠的感謝。在本書的寫作過程中，我向他們提出的各種古怪刁鑽的問題都得到了很好的回答。還有現在在威海衛的R.F.約翰斯通先生，他不僅告訴一些迄今為止我不能複製的慈禧太後時期的藝術經典，還告訴我很多與中國傳統習俗有關的事物，這些傳統習俗激發了我對中國的極大的興致；《香港孖剌西報》的承包人--D.華萊士·史密斯先生，允許我查閱了他在倫敦辦公室裏存放的相關文件資料；《香港孖剌西報》的前經理--阿爾弗雷德·坎寧安先生，慷慨地借給我李鴻章的簽名照以及康有為的照片；雷恩斯女士熱心地把她私人所有的兩個慈禧太後的印章給予我進行摹拓。
菲利普1910年9月，倫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