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個人感情比較內向，在與女孩子打交道時總是顯得有些怯懦。如果碰上的是個火爆性子的女孩子，我們的關係或許還會發展得快些，但偏偏顧又芬又是個溫和性子。這層窗戶紙還是我的大妹給捅破的。那時，大妹放假從北京來看我，沒幾天的時間她就把我們倆看明白了。大妹也喜歡顧又芬，於是，大妹就把我和顧又芬拉到一起了。直到現在，妻子和我妹妹們的關係一直都很好，相互之間沒有一點隔閡，見麵總有說不完的話，像親姐妹一般融洽。
我們的關係確定後不久，我就到北京籌建儀器館去了。我比在大連時更忙了，隻能抽空給她寫封信。我知道自己的信寫得很幹巴，和我本人一樣，沒有多少感情色彩。但我有自己的補償方法，我每次都在信裏裝一塊糖一起郵去。至今，老伴早已忘了我那些信的內容了，卻依舊清晰地記得我郵去的那些糖給她帶來的驚喜。
1950年，我們結婚了。婚禮是在北京中山公園的來今雨軒舉行的，隻請了幾位老師和朋友，很簡單也很隨便。婚後，妻子就隨我去了長春。在那個寒冷的北方城市，我們一住就是三十年。在那裏，我們有了兩男一女三個孩子。
在長春，我們全家一直住在昂昂溪路的一棟和式小樓裏，現在人們還把那座房子稱做“王大珩小樓”。那時，我們家樓下的客廳裏總是人來人往，十分熱鬧。這熱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的妻子。妻子是兒科教授，又是個熱心的人，因此，在那三十年間，她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光機所所有孩子的義診大夫。那時候，光機所的人最不怵的就是給孩子看病了。不管是誰的孩子病了，都會有人指點他來“王大珩小樓”找顧教授。所以，我們家晚上總有人抱著孩子來瞧病。碰上病重的，妻子就張羅幫著給送到醫院去。好不容易哪天清靜點了，沒準半夜又接個電話：孩子病得太重了不能抱過去，請顧教授來家裏給看看吧。於是，妻子就趕緊提起醫藥包抬腿出門。不管是刮風下雨，還是冰天雪地從不耽擱。光機所的孩子不認識我的多，不認識她的卻很少。
妻子心地善良，總是一副溫溫和和的笑模樣，她和誰相處得都很融洽。她對自己的繼母十分孝順，一直把繼母養老送終，外人都以為她們是親生母女呢。我們家的老保姆在我們家裏一幹就是幾十年，處得就像我們的家庭成員一樣親。我們往北京搬家時，老保姆覺得自己年紀太大了才就沒跟到北京去。可分開了不久，老保姆又老遠地打電話找妻子，說自己還想到我家來。妻子知道老保姆是為了生計，就高興地說：“要來就來吧，反正我現在也閑著沒事，你來了我們兩個老姐倆還能做個伴。”
說起來，我這一輩子很少顧及家裏的事。我的三個孩子如今都在國外拿到了博士學位。但要問我這幾個孩子是怎麼長大的，我很慚愧。因為我經常不在家。常常出差，若是來國防科研任務了，二話不說，拿起包就得走人。既不能告訴家人自己要到哪裏去，又不能告訴去多少天，更不能說去幹什麼了。而且，不管走多少天，連一封信也不能往家裏寫，保密。這個家就全撂給妻子了。妻子倒不在乎，因為即使在家，我也顧不上很多，反倒多了個讓她操心的人。大凡家庭都是這樣，有一個操心的，另一個在家庭事務上的功能就逐漸退化了。更何況我的妻子是兒科教授，她習慣了把誰都當成孩子來照料，職業病。所以，這麼多年我也習慣了在生活上處處聽妻子的。每次我有個小災小病什麼的，都是妻子親自為我調理。她總是把藥哇水呀的都弄好了一齊放在我手上，看著我吃下去。我常開玩笑地說，我娶了個兒科教授，結果自己一輩子都被人家當成兒童來照顧了。
前兩年，因為我年紀大了需要照顧，妻子第一次有機會陪我出了一趟差，到長春開會。開會期間，光機所利用會議的空閑時間，給我們倆安排了半天活動，遊覽長春市的風景和在光機所內參觀。那一天，妻子高興極了。幾十年了，妻子還是第一次有機會看到光機所的工作現場，我的心裏突然感到有些慚愧。回來後，我對陪同我們的現任光機所所長曹健林說：“有件事過去我一直沒能做好。我想，我們是不是應該在不影響保密原則的情況下，讓光機所的家屬們能有機會多了解一些我們的工作。他們承擔了一切，卻始終都不知道他們的丈夫或妻子整天都做些什麼。我們欠他們的太多了。”曹所長告訴我，光機所現在已經設立了“家屬日”。讓光機所的家屬們在這一天能部分地了解一些自己親人的工作狀況。聽了曹所長的話，我這才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