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視分類分科，這是西洋思維習慣。中國不甚講究。例如《史記》，名為史，寫法則相當乃至過於文學。那麼戲劇性故事性性格化，更像小說或傳說故事。
《紅樓夢》一般被認為屬於長篇小說，如此言無誤，則應該可以按小說來研究：研究它的人物、結構、情節、細節、語言、感染力、想像等。
但由於“紅”的似乎未能終篇，由於它的真實性我要說是逼真性、豐富性、某些私密性與書寫的含蓄性，它又像一份特殊的曆史檔案，半密碼檔案，對於它，首要的不是閱讀欣賞分析評論，而是破解追蹤，查明真相。它要求的不是文學家而是曆史的偵察家，尋蹤家，破案家，考古家。
如果作為小說的判斷不差，那麼小說的本事如何，隻是一個素材問題取材問題， 相對於文本本身，這並不是第一位的問題。古今中外的文學經典，沒有哪一部是可以確切地判斷哪一章取材於哪一段生活，哪一節取材於哪一地哪一年的經曆，更無此書的本事如何，彼書的本事如何一說。小說有沒有本事，這也還是一個問題。我個人的經驗是，少數庶己可以說有個什麼本事，多數則極其模糊、重疊、混雜，多數小說的來源絕非某人某地某時某事，而或者是由一點一滴鋪演成篇，或者是生活的一點一斑一線一麵“提純”而成，或者是取生活中某事件之軀殼，植入新的生命靈魂，或者是如魯迅所說的集合集中了許多人生經驗的結晶。研究家學問家多矣，誰說過《羅密歐與朱麗葉》的本事？《悲慘世界》的本事？《安娜?卡列尼娜》的本事？倒是有說是托翁從報紙上一個女人的自殺報道中得到了寫作“安“的契機。
解放後搞本事調查有兩次給我留下了印象，一個是為了批判影片《武訓傳》，去山東作了挖掘調查，證明武訓如何之糟糕，其方法手段與搞專案組無異。第二次是文革前夕，為了批判影片《北國江南》去內蒙查本事，證明那裏的農村如何光明燦爛，沒有那麼困難也沒有哪個先進人物一著急就會失明。
中國比較有重史的傳統，考證的傳統，訓詁的傳統，直到測字與算卦解卦的傳統。不僅《紅樓夢》，對於李商隱的詩也非要搞出本事來，例如錦瑟，是令狐家婢女的名字嗎？是隱含“斷弦”（故從二十五弦變成了五十弦）之意嗎？是泛論詩學嗎？也不還有什麼，反正不考證出來不放心，也不算有了“解”。
你翻《辭源》與西洋的百科全書，就可以看出另一個觀念的區別。中文的“小說”，強調的是小，是稗官野史，引車賣漿，叫做瑣屑之言。莊子的說法是：“飾小說以幹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桓譚則在《新論》中說，“小說家合叢殘小語，近取譬論，以作短書……”。而西洋的小說??fiction??則強調的是它的虛構性，強調它是虛構、捏造、虛構作品或捏造借口的行為，乃至幹脆解釋為“謊話”，作小說解時也強調其內容是想象出來的，而不一定以事實為基礎。
我國當代作家如韋君宜自稱多半以事實為據寫作，李六如的《六十年的變遷》是以小說形式寫的回憶錄。但是無人去考證核查她或他的實際經曆哪些與小說相符，哪些不符，而我相信絕對地相符是不可能的。